北宋的千古名君宋仁宗，在对于西夏问题上为何如此愚蠢？

俗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经常将当代的期盼寄托在历史上，全然不顾历史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虽然宋朝比不上汉唐威风，但其实宋朝的和平造就了繁荣，对民众来说更加幸福”这种网上流传的看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其实我们翻开传统上任何一本中国通史，对宋朝的整体评价一直是“积贫积弱”。20世纪两部中国通史著作（作者是钱穆和吕思勉），对宋朝的这个整体评价到今天也没能完全推翻。

北宋的军事扩张不能说没有，但确实相比其他王朝不太起眼。总体上，北宋奉行保守的国防政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北宋中期面临的战争风险乃至国内问题，根本起因恰恰是宋朝外交上无能与军事孱弱。

我们看看北宋的西部边患，西夏问题是怎么闹出来的。李元昊比宋仁宗赵祯大7岁，算是一代人，他继承父位成为夏州政权首领的时间是1032年，恰好比赵祯早一年。

事实上，从公元960年接受大宋加封开始，一直到李元昊继位，西夏与大宋之间的72年交往里，除22年外，一直保持了友好关系。

这是因为向大宋称臣可以获得大量的赏赐，对于一些偏远土地，北宋甚至不介意让给西夏。所以西夏上层对此比较满意。在李元昊之前，西夏政权已经和大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关系，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就曾说：

吾族三十年来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

所以李元昊叛宋其实是一件不怎么得人心的事情。内外阻力都不少，基本是靠李元昊的个人野心和强制力在推动，引起动静很大，如果说大宋预先采取措施，至少可以不那么被动。

李元昊在叛宋前足足准备了五年，在北宋陕西境内的官员几乎是人所皆知。驻守边境的将领，屯田的文官，读书人以及地方官们，向开封送去了无数预警的文书，可在奉行鸵鸟政策的宋朝中枢那里，结果都是石沉大海。

1037年七月，由于反对李元昊叛宋，西夏军政大臣，李元昊的叔父山遇惟亮带妻、子共二十三人逃往大宋。向大宋带来了李元昊谋反在即的消息。

按理说是处于西夏权力核心的人物带来的关键情报，宋朝无论如何应该警惕起来。而宋仁宗却捂起耳朵来逃避问题，专门下达了诏书，将山遇惟亮强行遣送回西夏以求息事宁人。遇到这样的猪对手，李元昊还能怎么做呢？在感谢了宋仁宗后，转身杀了叔父全家，很快举旗叛宋。

宋仁宗赵祯，以及当政的韩琦，庞籍，陈执中，张方平等人，对于李元昊的独立建国麻痹大意，毫无准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他们的失职，使得陕西边郡生灵涂炭，数十万人失去了家园。

所以，这些在士大夫圈子里吹嘘的所谓“名臣”们在对西夏问题上到底有含金量？只怕是“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必奇”（甚至连范仲淹都曾天真的主张招纳李元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