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登基，北方空前大灾，难民数千万，为何没有发生起义？

19世纪70年代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平静发展时期，太平天国与捻军这两场大的起义先后被镇压，列强的侵略尚不严重，在同治皇帝在位期间，百姓拥有了难得的一段休养生息，甚至还出现了”同光中兴”的良好局面。

然而，在1876年到1879年之间，出现了一场清朝最为严重的奇荒，因为灾情最严重的是丁丑、戊寅年（即1877、1878年），所以被称为丁戊奇荒。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不到4岁的光绪匆忙被扶上了帝位。这一年，北方的大部分省份出现了旱情，京师与直隶地区、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相继发生旱灾。到了1876年，旱区则进一步蔓延，北至辽宁、南达苏皖，全国有一半的地区沦为灾区。

1877年，年景并没有好转，经过了三年干旱，荒灾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土地干裂、草木枯萎，就连往年会暴涨的河流也因为连年无雨而干涸。

饥饿的灾民春荒时就将树皮草根挖来吃掉，到了夏天，已经寸草不生，有人将石子磨成粉和面而食，有人挖出观音白泥充饥，还有人将麦糠、麦秆、谷壳混着骡马骨头碾成细粉吃掉，吃人的更是屡见不鲜。

前工部侍郎阎敬铭在山西考察灾情时被深深地震惊，所到之处犹如鬼城，两三千里的路上全是无人收的尸体和流亡的饥民，北风呼号，异常惨烈。

1878年，春夏之交的雨露使旱情稍有缓解，但是大面积的瘟疫却席卷而来。河南省几乎是十人九病，安阳县死于瘟疫的饥民占半数以上。陕西榆林县的三任县令都相继染病去世，以至于无人敢再赴任，连官吏都不能幸免，普通百姓可想而知。

等到了1879年，这场大灾终于慢慢退场，1876年到1878年这三年，受灾人口约为1.6亿到2亿之间，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约有1000万，逃难的流民人数在2000万人以上，丁戊奇灾成了清朝后期人口断崖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灾情不仅直接戕害了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很多耕地因无人耕种而沦为荒地，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牛马骡等牲畜被宰卖殆尽，农业元气大伤，一时根本无法恢复。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旱灾中，由清政府主导的传统官赈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救灾形式–义赈。在丁戊奇荒中，义赈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富商代替政府成为赈灾的主角。

仁元钱庄老板经元善与友人一同创办了上海协赈公所，由富商做领导，号召社会名流、乡绅乃至平民向灾区捐款。参与赈灾的社会阶层空前的广泛，而且突破了地域性救灾模式，不再是某地只救本地的灾。

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例，一开始，就明确救灾重点，先助豫赈，分济晋陕、直隶，这都是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却并非在上海周边。而办赈点更是跨越了国界，就连日本、美国等华侨聚居地都出现了办赈点，这样跨省、跨国界的组织机构，在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作为决策中枢的上海协赈公所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沟通、协调、运输机制，使得五湖四海的赈款能高效、迅速地流向灾区。三年的时间中，各类义赈共募集善款100余万两。

义赈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果，除了参与其中的富商已有兴办洋务运动的经验外，跟外国传教士的竞争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外国传教士已经深入内地，对传统的中国宗法社会构成挑战。

传教士往往以治病、救济等手段，扩大自身影响力，每逢灾荒便是西方宗教势力扩张的好机会。于是，各地乡绅积极开展救赈灾，防止传教士借机把势力伸进自己的地盘。

而传教士往往是通过赈济穷人、医治病人等手段，来发展教众、扩展势力。因此，丁戊奇荒正是外国教会扩张的好时机。无论是江南富户，还是灾区本地的士绅都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任其发展，外国教会便有可能深入内陆，在广大农村发展教众。

在这样的压力下，乡绅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与外国教会争夺救灾权利。并且不断地向灾民们宣传民族自救，不接受外国传教士的施舍。

由于义赈较为得力，使河南省等灾区普遍拒绝传教士的救济，有效地遏制了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对灾民们来说，无论救济粮来自于何方，只有能活下去，总会有希望。这也是农民起义没有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清史稿》、《丁戊奇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