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可能你会想到“嘉定三日、扬州屠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专制集权”、“文字狱”、“闭关锁国”、“鸦片战争”、“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等种种劣迹和耻辱，这让我们对清朝的评价，多定格于负面，甚至提起清朝便义愤填膺，恨不得再回到清朝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者，亦不鲜见。
这并不是奇怪之事，汉民族曾今的辉煌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让我们有时难以用平等的观念来对待所谓的异族统治，况且曾今的耻辱，还过去不远。还有人会说，要是大明不绝，中国会何其辉煌，恐怕早日称雄世界了。那么，我们就从大明说起，看看提起清朝时，是不是除了批判，还是批判。
明朝是汉民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朱元璋从一个贫农，历经艰难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何其难得和伟大。到了永乐盛世，蒸蒸日上的大明王朝，扬大明国威于世界，驱蒙元胡虏于漠北，百业兴盛，国泰民安，好一派盛世景象。
然而明朝的缺点，其实也从一开始就凸显出来。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明王朝的专制和封闭。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封建王朝一直保留的丞相制度，改为六部分权以便皇帝总览朝政。为了皇太孙朱允炆能坐稳江山，朱元璋对于功臣，甚至许多无辜者，实行无差别的屠戮。
但老朱毕竟失算，“清君侧”的燕王朱棣，不念侄儿的宽容，不愿做周公，硬是从侄儿手中夺过江山，成为后世颂扬的永乐皇帝。朱棣有其父的雄才伟略，但在残忍专制方面，更甚于其父。灭大儒方孝孺十族，对阻挡他称帝的名将铁铉女儿发配教坊司等残忍之极的事迹，让大明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所以有明一代，文人士大夫总体上是没有多少尊严和独立人格的。
明朝的封闭，从永乐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就愈演愈烈。就是被后人称颂的郑和下西洋，其实也不是明王朝主动与世界交往的初衷，更多的是宣扬国威，求得万国来朝，还有寻找建文帝的意图。所以，这种不计成本的炫富式交往，便伴随着永乐盛世的结束而结束。后来的大明，多数时候继续奉行朱元璋时候的以农为本国策，大力打压工商业，限制海外贸易。因此“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明王朝，到了明末，就连中华本来非常先进的火器，也要学习希望殖民者的技术，才能勉强对付八旗劲旅。
明王朝虽然对底层农民总体不错，但似乎更惠顾朱家子弟，毕竟天下是朱家人的天下。到了明末，天灾人祸让百姓在死亡线挣扎时，皇族子弟却仍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既不关心百姓死活，也不关心朝廷安危，空耗财政，掏空了大明，也让大明失了人心。所以李自成振臂一呼，天下百姓纷纷响应，曾今辉煌的大明，终于让农民起义葬送。要不然，仅凭综合实力远逊于大明的后金，远没有推翻明王朝的能力。
大明享国276年，历经十六帝，然有为之君却并不多，而懒惰、昏庸之辈却不鲜见，奇葩皇帝一个接一个，所以大明亡国，罪不全在崇祯。
同为汉族政权，宋朝和明朝相比，从疆域辽阔和民族威望来看，宋不及明，而从经济发展和文化繁盛来说，则明不及宋。
清朝作为一个从明朝手中接过江山的“异族”统治下的封建王朝，其实它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大明的模板复制。满族深知在文化方面不及汉族，为了在中原王朝站稳脚跟并延续统治，几乎照搬汉族文化，并大力继承和弘扬汉民族文化。明清几乎有相同的治国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在官制、礼仪等方面，而且同样体现在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方面。所以它和明朝一样以农为本、闭关锁国，但可悲的是，清朝赶在了世界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上，农业文明最终败给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因此才有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悲剧。
那么，如果换成大明，换成其它汉族统治的朝代，中国就一定能战胜西方列强吗？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熟悉晚清史的人都知道，许多时候，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交锋，有时并不全是将士不用命，武器不先进，而根本上，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根本赶不上虽然唯利是图、但当时的确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从来没有遭遇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是领先世界的。而明朝末年在面对日本、葡萄牙、荷兰时虽有小胜，对毕竟不是面对英国这样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经过明治维新后充分发展的日本，西方列强的一起围攻。所以，清朝之败，是处于腐朽期的封建时代败给了资本主义时代，历经清末之悲惨，中华才真正从盛世迷梦觉醒，才没有继续出现下一个封建王朝。
有人会说，如果是明代，可能会提前进入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样中华仍然无敌于天下。我认为这仍然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并没有从客观事实出发。明末的专制，并不亚于清末，如果明朝足够开放，怎么会有因为“片板不许下海”的国策，导致过不下去的沿海居民，与日本浪人、海盗等联合起来成为倭寇的历史，怎么会有明末面对灾荒却拿不出赈灾银子，以致天下流民四起的局面？
所以，作为努力学习明朝，又吸取明亡教训的清朝，它的悲剧，本质上不是满族统治的悲剧。因为满族也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就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一样，在历史发展给予他们机遇的时候，也有入主中华的权利。我们若一味骂清朝，表面上是骂满族，其实是骂走到末路的封建专制。
那么，在理解了清朝之悲的原因后，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除了带给我们苦难记忆和悲痛愤慨外，有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辽阔的疆域，奠定现在中华版图基础
清朝疆域全胜时，东至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北至萨彦岭，面积1316平方公里。到1908年清朝将近灭亡时，国土面积还有1135平方公里。这不仅超过了明朝，也超过了全盛时的唐朝。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新疆、西藏、蒙古、台湾在清朝时候，再也不是藩属国，而是实实在在由中央管辖。比如新疆，在清以前的大一统王朝，都是处于半独立状态，只要稍有机会，它们便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
而到了清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的多次征伐，新疆完全成为中华版图的一部分，再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清末阿古柏在沙皇俄国挑唆下试图独立，左宗棠在朝廷支持下再次平定新疆，解除了西北边患。
对于蒙古，明朝和蒙古是一种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但本质上是两个政权。所以洪武大帝朱元璋、永乐皇帝远征塞北来驱逐蒙古，历代修筑长城来阻挡蒙古南下，但终不能消除北部边患，才有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清朝不修长城，但却采用打压和联姻相结合的方法，让蒙古完全归属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并成为捍卫北部边疆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一种进步。
对于西藏，清政府不仅确定对西藏的实际统治地位，而且用设置驻藏大臣、册封藏族传世活佛的方式来管理西藏，加强了西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
另外，康熙帝收复台湾，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附属岛屿纳入清朝版图，避免了台湾与大陆的分裂。
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的成绩，是清朝最大的历史贡献。明朝在这方面不及清朝，宋朝更不及，只有元朝、唐朝和汉朝可以相比。
二、对边疆的开发和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清朝对“三北”——东北、正北、西北的开发，对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融合有突出贡献。辽河流域的开发，经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朝历代皇帝的努力，使得东北边疆不再成为蛮荒之地。正北蒙古地区在明代时动乱不已，但清朝对蒙古问题却采用了和明代不一样的方式，在这里大力发展贸易交往，所以北疆的开发力度更快。新疆问题在清朝得到本质性解决。朝廷在平定新疆叛乱后，大量屯垦戍边，发展经济，使新疆越来越安定。
清朝本是少数民族统治，所以基本上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并没有历代汉族王朝视少数民族为蛮夷的通病，也没有把少数民族自主隔绝与中华之外。所以，清代虽然没有长城，但并没有多少次蒙古进军中原的困境，更没有“土木堡之变”和蒙古兵临北京城下的悲凉。反而使蒙古更加亲近中央政府，与中央政府融为一体。乾隆时土尔扈特部不堪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不远万里来归，受到乾隆的热情欢迎和妥善安置，更成为历史佳话。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王朝在雍正四年（1726年）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使西南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进一步削弱，提高了中原政府的影响力，促进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民族关系进一步融洽。
清朝的边疆政策和民族政策，有点类似于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不把他们排斥与中华之外，而是当成中华的一部分。
三、人口大幅增加，农耕土地进一步开发
人口的多寡是封建时代国家兴盛的代表。清朝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康雍乾时代，由于重视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赈灾减灾，且赋税相对较轻，再加上“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实施，“番薯”等粮食品种的引进，使得人口大幅增加。道光年间，清朝人口猛增，达到四亿，这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人口数字。与人口增加相伴随的，是许多原先没有得到开发的土地被进一步开垦，农业土地面积进一步增加。这为清代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劳动力基础。人口增加带来劳动力保障，也带来更多的压力，这是前朝统治者不曾遇到的问题。
四、文化进一步发展
提起文化发展，许多人会说，清朝搞文字狱，怎么会是文化发展呢？其实不然，搞文字狱，就像明朝搞胡惟庸案、蓝玉案、设立东厂和西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搞“焚书坑儒”的做法一样，其本质是加强专制集权，是封建时代的通病，并不是清朝的独创。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为了迫使汉族接受其统治，实行过残酷的镇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中原文化，更多是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