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境有时与理性暗合，但诗人有时却故意用情感来改造理性。诗的内容虽含“理性”，却不是道学家的理性，有人拿道学家的标准去衡量诗，连杜甫也称不上诗人了。
如蒋冕所录《琼台诗话》云：“诗人能言义理者，自三百篇而后，恒不多见，惟韩昌黎、程明道、邵康节、朱晦庵数君子能言之，虽杜少陵，晦庵犹讥其未闻道，况其他乎！”（卷上）
照这样的标准来论诗，毋宁说是一个笑话！诗三百篇的作者，何以见得都闻了“道”？杜甫也不曾闻“道”，杜甫不能算诗人吗？所以诗里的理性，断不是道学家的载道。
严格地说，纯然用理智去阐道说教是不成为诗的，如寒山的诗，有些坦直说理，只是劝善的箴铭：
男儿大丈夫，作事莫莽卤。
劲挺铁石心，直趋菩提路。
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
不要求佛果，识取心王主。
虽是在开示修心见性的法门，但只求警世的实用性，有诗的形式与韵脚，却了无诗境。有诗的声调与含意，却了无诗趣。
再举寒山的另一首诗：
读书岂免死？读书岂免贫？
何以好识字，识字胜他人。
石树和他唱和，作：
读书可不死，读书可忘贫。
至若不读书，便是贫死人！
同样是说教，但石树的诗在意义上较为曲折，尤其“读书可不死”，粗看仿佛与常理不合，但细想立言可以不朽，反感有味。“读书可忘贫”是纯说理的，但至末尾二句说：不读书的人，已经是既贫又死的活死人了，这话就翻出一个新意来，甚有新趣。
所以一样是阐理说教，必须造意曲折，或者比拟生动，才能稍具诗境。
又如寒山的另一首诗：
我见谩人汉，如篮盛水走。
一气将归家，篮里何曾有？
我见被人谩，一似园中韭。
日日被刀伤，天生还自有！
劝说骂人的汉子，像用篮子盛水而走，结果一无所获；安慰被骂的人，像园里的韭菜，割伤了又青青向荣！善用比拟，令人警省，这种诗境是仰仗活生生的人情世态所锻炼出来的智慧，所以生动。
又如苏东坡《送岑著作》诗：
懒者常似静，静岂懒者徒？
拙则近于直，而直岂拙欤？……
像这样的句子，只像在玩一正一反的回文游戏，问懒的人常像很静，但静哪里就是懒呢？笨拙有时近于正直，但正直怎么就是笨拙呢？就这样语意回环，纵使说理透彻，转换不穷，只能作为一组机智的隽语来看，毕竟不是诗的正道。
又譬如陈沆有《丁丑十一月默深留长沙相骤旬余》诗：
终岁与君处，寻常无殊异。
坐我明镜中，自然呈浮伪。
能使妄者心，照之发深愧！
描写与“高人”相处，德业大进，好像坐在明镜前，一切浮伪的妄念，形迹毕露。句子是写得“佳绝”，但实在有伤“诗格”！尽管讲的君与我，都正正派派的、大大方方的，但有什么情趣？龚自珍批评得好，他认为诗虽不必故意避开道学，但道学语录毕竟不宜写入诗里，再好的语录也不会是诗。
另有些诗，目的不在说教或载道，却与理智暗合的。
如岑参的《草堂村寻罗生不遇》诗：
数株溪柳色依依，深巷斜阳暮鸟飞。
门前雪满无人迹，应是先生出未归。
溪柳是写近景，斜阳暮鸟是写远景，然后把泛泛地散视的目光，集中到门前的雪地上，雪上没有人迹，推断先生外出未归，这种推想十分合理，这诗的结尾可说是利用“知性”的推理以造成趣味，同样也构成了立体的诗境。
又如卢纶《晚次鄂州》的颔联：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
从波浪的动荡中衬出恬静的昼眠；又从沉静的夜眠中衬出絮聒的对语，所谓动中写静，静中写动，人的动静与浪潮的动静有着很自然的配合，所以沈德潜说这二句读来如身在江舟间。曾季狸也说这一联“曲尽江行之景，真善写物”，因为它把江行的情景，写得十分真切，十分合理，使知性感性融合为一体。潘德舆所谓“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正说明了诗与理的密切关系。
诗固然不喜“理语”，但不合理的诗，有时变成一种语病，譬如白居易有一首《与卢侍御宴黄鹤楼》诗：“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吴景旭引《塵史》的话说：“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批评白诗不合理。
又如孙鲂有《金山寺》诗“惊涛溅佛身”，胡仔在《渔隐丛话》中说：“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盖诗人形似太过，率多此疵。”批评孙诗不合理。
又张仲远《咏鹭鸶》诗：“沧海最深处，鲈鱼衔得归。”张文宝批评说：“佳则佳矣，争奈鹭鸶嘴脚太长也。”批评张诗不合理（参见《历代诗话》卷五十）。不是把浪打得太高，就是把寺写得太低，浪花打不到头陀寺，也溅不着金山寺，还有鹭鸶的嘴脚再长，也不能到沧海最深处去衔鲈鱼，夸张形容得离了谱，会变成诗评家讥弹的笑柄。
然而诗中每喜用情感来改造理性，诗的天地中，别有一种是非，别有一种价值观。不必写入“理语”，却富“别趣”，理语是死的，别趣却是活的。
如王安石的《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杏花凋零的时候，吹落在南陌上，和飘荡在春风里，又有什么两样？但在诗人的眼里，后者吹作雪飘竟“绝胜”前者碾成陌尘。《沧浪诗话》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指这一类主观极重的诗，不必讲理，往往有它的别趣。
又如王安石的《读蜀志》：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理智告诉我们，人在没有大志的时候，才去问舍求田，当初刘备最看不起这种人。而荆公自己也曾写过：“如何忧国忘家日，还有求田问舍心！”但这首诗却给自己的诗作了翻案的文章，那是由于荆公受够了一世的纷争，半生的徒劳，情感里充满了悲愤，故意说：问问房子的价钱，多求几亩田地，比关心国事要高明得多！这种受感情改造后的理性，在诗里别成一种情趣。刘辰翁说：“愈读愈恨”，即是受到诗里那种新的是非标准的挑动，仍教人惆怅难释。在诗中，更有一种故意跳出理智的范畴，去发展它想象的境域的。
如《容斋三笔》载僧惟茂《住天台山》诗：
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
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
日午先掩寺门，决不是担心山会移去，诗人偏要这般说，不必与理智协合。因为诗喜欢“翻空”取巧，不喜欢“坐实”求真，愈跳出常道的陈旧俗套，愈有出奇的新趣。不能凭“学士心目”用“世法常理”去解析的。
又如周在的《闺怨》诗：
江南二月试罗衣，春尽燕山雪尚飞。
应是子规啼不到，故乡虽好不思归！
沈德潜批评说：“不咎征人不返，而归怨于子规，寄情一何微婉。”征人不返，也断不该归怨于子规的，诗人故意别为推理，一口咬定说一定是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啼声，啼不到燕山那边，所以故乡虽好，征人也想不起来要“归去”！这种痴语虽跳出常理，却深入人情，这是感情改造理智的妙境。
又如洪亮吉《北江诗话》载陈增《牡丹》诗：
一尺梳鬟争玉面，千金论价买春风！
本诗的灵动处，不在梳鬟，不在玉面，而在春风并不能买，偏说可以用千金论价去买，如果说千金论价买牡丹，就嫌“落实”，即使将牡丹形容为价值连城，也是庸俗不堪。说买春风，或让春风去买，都与日常的思理不合，跳出了日常的思理，视虚有为实体，才造成了本诗的趣味。
至如李贺的诗，前人评为“牛鬼蛇神太甚”，《唐诗三百首》居然一首也不选入，考其原委，都是由于太放纵想象，全不管事理。其实李贺诗的长处就在这里，如他的《天上谣》：
银浦流云学水声。
又《秦王饮酒》诗：
義和敲日玻璃声。
马位《秋窗随笔》称赞它“自铸伟辞”，钱钟书《谈艺录》则云：“云可比水，皆流动故，此外无似处。而一入长吉笔下，则云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声矣。日比琉璃，皆光明故，而来长吉笔端，则日似玻璃光，亦必具玻璃声矣。”在诗人的笔下，云不仅像水流，又兼备了水声；日不仅像玻璃，敲起来会发玻璃的声响，把原本诉诸视觉的印象，恍惚错综地诉诸听觉，这倒不是什么“好奇无理，不可解会”，事实上诗人是别有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天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