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两次大的风波，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生留美的格局。首先就是1900年“庚子事变”，即义和团运动；其二就是1905年发生在沿海口岸的抵制美国货物的行动。这两次事件的结果都带来了对留学美国意想不到的影响。对于中国义和团运动及随之发生的“庚子事变”，当李鸿章代表失败的清廷，于1901年9月7日，在仆人搀扶下战战兢兢地来到谈判桌前，在各国联军的代表面前，签下屈辱的《辛丑条约》时，他怎会不想到，5年前的1896年，他出访美国抵达纽约时，十艘军舰在海港列队欢迎，他在骑兵护送下威严地穿过纽约闹市，那里的千千万万美国人争相一睹这位“自孔子诞生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物”。究竟是何因素，导致中国落得今天这般下场！李大人大概直到去了西天也未明白其中道理。中国政府被迫和11个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政府向各国赔偿45，000万两白银，分39年偿还，连本带利共达98，223万两白银，这就是屈辱的“庚子赔款”。当时中国人口总共约四亿五千万，平均每个中国人要赔一两银子。这个连惩罚加欺凌的条约本来就不公平，而这笔巨款更成为加在百姓头上的重担，引起民怨冲天。如此巨额的赔款，不仅引起中国人民怨愤，也让一些外国人有些不解甚至质疑，最终导致退还多余庚款这一历史奇谈。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终导致美国退还多余庚款给中国，并且成就了“庚款留美”呢？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这段历史。1美国国务卿及美国驻华公使的首倡作用首先提出并发现庚款索赔过高的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又译作约翰·海伊）。此人曾任林肯总统秘书，具有强烈民主意识与和平等观念。在列强讨论庚子赔款时，他反对欧洲列强企图瓜分中国领土，于1900年6月7日声明美国对华政策旨在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及各国在华维持公平贸易原则。（4-5）当然这里并非是他完全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说话，他此举也是为美国在华政策“门户开放”开道。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19世纪中期的内战延误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尽管到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他发现自己市场太有限了。“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4-6）如果列强瓜分中国，那些老牌帝国主义肯定会比美国占有更多优势，而他追求的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继而海约翰又反对过高的索取，他曾经在1901年5月28日给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信中表示，要求中国赔偿45，000万两白银数目过大，其结果“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并指示柔克义把赔款问题提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处理，避免对中国过度要求。这位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不仅是位外交家，还是位汉学家、一个中国通。从列强讨论赔款时，就是美国代表团特别助手，海约翰促将此问题移至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及限定赔款数要在中国财力能够付偿的范围之内的中肯建议，被各列强拒绝，美国随即又提议，按提出赔偿要求之比例减低，甚至在5月10日给柔克义电文中如是说：“如各国应允同样减赔，美国可减去其‘合理的’赔数的一半。”（4-7）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响应。最后中国被迫赔偿连本带息共计98，223万两白银。从1902年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美国当年按照各国损失比例，分得7.3%的赔款，连本带息共计5300万美金。而美国人自己估算的损失应该只有2500万美金，也就是中国偿还数高出实际应得数2800万美金，那是一笔巨额。海约翰对美国索取赔款的数额是实际损失的两倍感到不安，他如实透露的谈话竟被《纽约时报》于1902年1月公布于世；而此时恰值梁诚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公使（4-8）。2驻美公使梁诚的努力成为退还多余庚款的关键一着棋梁诚是上世纪第四批留美幼童，（又名梁震东、梁丕旭）。1875年出国时年仅12岁，1881年被清廷召回国时，正在麻州安德福（Andover）的著名高中菲利普学院（Phillips Academy）学习，那是一所全美名列前茅的私立寄宿高中。梁诚回国初期并未被重用，直到清廷屡遭挫折后，他与其它早年留美幼童才开始被朝廷启用。当他陪同清廷皇亲国戚环游世界时，《纽约时报》是这样形容他的：“他称得上是一位英语大师，他有一副洪亮的嗓音，光洁的面孔，威严的仪表，整个演讲轻松，有说服力……”（4-9）1902年他被委任驻美公使，到美国接替伍廷芳。在他上任后，正好看到《纽约时报》的消息，知道美国自己承认索取赔款过多，并将此事披露于公众。他便亲自找海约翰国务卿谈话，海约翰也明确告诉这位新上任的梁公使“为缓解赔款带给清朝财政的负担，美国可以考虑退还庚款多余部分。”梁诚立即表示，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导致民间负荷过重，仇洋民意高涨；既然美国也感赔偿金额实属过高，何不由美国倡议核减赔款。并且预言“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梁诚心中明白，美国索取过多，其它国家当然同样也索取过高，他是希望其它国家能够跟随美国也归还多余赔款，这样给自己国家大大减轻负担。梁诚凭借一口地道的英语，又被华府官员乃至白宫得知，他就是当年菲利普学院在校际垒球比赛中的投球高手，曾连获大捷的出色中国留学少年，在崇尚体育运动的美国，这样的背景，竟使人们对这位新公使刮目相待，使他办起事来顺畅许多。正如他对安德福高中校友提及他与总统见面情景所说：“我跟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利普·埃克森学校（安德福德兄弟校），而使安德福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接近了十倍。”（4-10）梁诚奔波于美国多个城市演讲，常用这样的话做结束语：“让我们希望，我们双方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两国的文明和人性会战胜原始和野性。”（4-11）可惜海约翰1905年终，在任内突然病逝，令本来比较通畅的交涉陷于胶着状态，又逢中国抵制美国货风潮，致使退还庚款的事一拖再拖；好在驻华公使柔克义与海约翰本一脉相承，他继续推进这个非同寻常的重大外交事件。并且密切地关注每一个运作细节，既保证此款退还中国，也防范它们中途挪作他用。3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从中的斡旋作用明恩溥（Authur Henderson Smith，也译作欧叟·H·史密斯博士）1845年出生，1872年来中国。他在87年有生之年中，在中国生活了54年，也就是他一生中三分之二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特别是在鲁北贫困农村生活了28年，讲得一口山东土话。作为公理会派来华的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观察细致入微，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农民的了解，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外国人中少有的。他先后写过10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不少被美国人视为了解中国必读之物。1888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的格言和寓言》，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都被鲁迅关注并推荐，也为许多美国外交官乃至华盛顿官员所引用。1900年时，他已经发现并一再提醒大家注意义和团的问题，可惜当时无人理会。那场灾难之后的1901年，他出版了详细记录和评论义和团动乱的《骚动中的中国》，并指出唯有西方教育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排外运动。他认为无论是武力还是赔款，都不可能弥合中西方的对立与冲突。果真1905年从上海发起，一场抵制美货运动迅速蔓延全国，而且长达数月经久不衰；民众针对美国《排华法》提出“以其法治其人，联合抵制”——不用美国货，不售美国货波及全国。这场民间发起的运动反映了民众心理，既令美国朝野吃惊，也让清廷难堪，只好令各督抚平息运动；而美国总统也表态，《排华令》只禁华工，欢迎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其后无论中国、美国还是世界，都把这次运动看作是“中国的觉醒”。就在这次风潮之后的1906年1月，明恩溥回到美国度假，他加入游说美国退还多余庚款赔偿的行列。他认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友阿巴拉文，他向这位总统之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政府既然有重新振兴对华贸易的打算，就应该继续采取海约翰制定的邦交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还庚款，让中国逐年派学生来我国留学。”他的话得到阿巴拉文先生的认同，他让自己儿子带着明恩溥于1906年3月6日到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对这位在中国度过了几十年的中国通极感兴趣，竟然和他彻夜深谈。最后罗斯福总统直接了当地问明恩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就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明恩溥坦率地说：“总统阁下，我所要求的，就是把这两千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足够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送给总统两本自己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罗斯福总统竟然几天就看完了，还写了封信给明恩溥：“我非常愉快地读了你的大作，实非其它书籍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了许多。”（4-12）罗斯福总统实际是从他的对华政策角度全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正如他完全同意并引述加拿大传教士比舒伯·布伦特（Bishop Brent）在拜会他时对他说的话：“现在是时候让西方给东方输入思想了，这样可以降低两个迥然不同、相互对立的文明发生可怕冲突的几率，如果我们一直等待，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等得太久了。”(4-13)明恩溥在美国五个半月的休假中，到各地作了170次演说，他尽力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他告诉他们中国大胆地废除科举，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最果敢的智力革命”，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再次扮演支持中国教育的角色。他也批评美国目光短浅和傲慢，致使中国发生抵制美国货事件。他于次年回到中国后，1907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今日的中国和美国》，再次详述关于支持中国留美的教育计划。4美国有识之士在不断敦促
中国留日学生上万这个现象，无论如何对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是一个刺激。他们不会忘记，清廷最早派送官费留学生是来的美国，而不是日本或欧洲；可是现在，全美只有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日本却以万计。美国政界与学界中明智之人，从一开始就在促使这件事的实现，如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先生，他始终认为，教育可使中国政治安定和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美国富足的贸易伙伴。同时，一旦留美学生成为中国领袖时，美国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影响。应该正视的是，中国方面知道美国有归还多余庚款意愿后，国内各方面人士都有如何使用和支配这笔款项的建议及打算，美国政界却是从整个美国远东战略布局出发，拒绝把庚款作于振兴东北之用，而坚持此款只用于留美教育。以后美国有更多教育界人士加入督促归还多余庚款给中国、派留学生来美国的游说行列。其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最有代表性。该文是这样写的：“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的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成就这件事（有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对中国领袖们知识上及精神上的支配，就该在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最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了——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我们相信，只要花极小的努力，就可极大地而且是极为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4-14）美国总统罗斯福1907年12月3日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该提案于1908年5月于参众两院顺利通过，该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了退款令。预计1909年1月1日施行。美国政府把庚款多余部分退还给中国，并指定作为教育，特别是留美之用，在中国和世界皆引起巨大反响。欧洲诸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们不理解美国怎么会做这种蠢事——把到手的钱又送回去。无论是美国还是梁诚期盼其它国家会跟进的奢望，直到若干年后才有微弱的响应，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在和他们争夺对中国控制权的一个聪明而关键的步骤。1908年7月，清廷朝廷外务部就收到驻美公使柔克义关于美国政府决定归还多余庚子赔款的通知，即开始拟定《派遣留学生规定》；1908年10月31日，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主持制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又名“计划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