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首先就要弄清楚,鲁迅生活的民国年代里,一块大洋相当于多少人民币的购买力。
最直观的参考,就是当时日用品的价格。
以学者李开周《晒一晒70年前工资单》一文里,1933年南京日用品价格来对照:大米每斤价格为大洋四分钱,牛肉每斤价格为大洋三角钱。所以与今日物价比对下,保守估计,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应当在110元左右。
以这个意义说,大洋在那个时代,真的非常值钱。
李开周的作品《一块大洋能买什么》里记载,在当时北京王府井东华饭店吃顿豪华大餐,消费通常是20块大洋左右。
甚至五块大洋,就能在上海英租界的“远东饭店”里住一晚。
月薪拿到350块大洋?待遇真心不低。
然后再看看,鲁迅这“每月工资350块大洋”的“天价月薪”是怎么回事?
以《鲁迅日记》记载,这应当是他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时的薪水,十四年(1912年至1926)的公务员生涯里,他的月薪从最初的每月60块大洋津贴,涨到了每月360元。
但由于民国政府经常拖欠薪水,鲁迅实际拿到手的,最多每月200块大洋。
也就是说,作为公务员的鲁迅,每月工资在两万两千元人民币以上。
而放在鲁迅的日常收入里,这笔钱其实也只是“小钱”。
就以他的稿费收入来说,他从1927年至1931年,给教育部做“特约撰述员”兼职,四年拿到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的稿酬,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六十多万。
他日常在报刊发文,平均每月报刊稿费五百元大洋(五万五千人民币)。
著作版税收入更是惊人,仅1929年北新书局一次赔偿鲁迅的“版税损失”,就是两万大洋,相当于人民币二百二十万。
文豪鲁迅,真是不差钱。
不过,比起被人津津乐道的鲁迅“公务员工资”来,鲁迅的另一笔收入虽说看上去低调,却也比这“小钱”丰厚得多:教师工资。
在民国时代,鲁迅也曾常年从事教育工作,其薪金水平也令好些后人咋舌。
由于其火热的作品和强大声望,鲁迅讲课的“出场费”也极高。20世纪20年代时,他在西安讲学一星期,就拿到了四百大洋(四万四千人民币)。
1926年鲁迅担任厦门大学教授,月薪也是四百大洋,次年他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月薪变成“国币”五百元。
以“国币”与大洋的比价说,鲁迅的月薪也在人民币四万八千元以上。
也就是说,仅仅在教育工作里,鲁迅每月的固定收入,就有四万元人民币之多,是他公务员工资的一倍以上。
这个工资水平,并非鲁迅一人特例,而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国大学教师收入水平的缩影。
自从1912年起,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高度重视大学教育。大学教师的工资,也是水涨船高。
以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为600元国币,大学助教的最低工资是每月100元国币。
也就是说,民国时代的大学教师,最低也有每月近万人民币的收入,俨然炙手可热的好工作。
也正是这优厚的待遇,助推了民国时代,曾经无比繁荣的大学教育,以及红红火火的民国文化。
“民国重视教育”的美名,今天也常被大书特书,惹来无数赞叹。
但是赞叹之前,却要明白另一个事实:民国所有的教师,都能拥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吗?
理论上说,民国政府对教师的工资标准,制定得非常高,对于教育特别是中学大学的教育,投入也非常大。
可是一个国家教育的基石,却是小学教育。放在民国时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的教师群体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都是小学教师。他们的待遇状况又是怎样呢?
对比“民国重视教育”的说法,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确实是由中央政府拨款,民国时代的中学教育,也是由省级的政府拨款。
但偏偏是教师人数最多,也最关乎国家未来的小学教育,却经常由各地“自筹”。
所以,“重视教育”的民国政府,教育开支并不高。
1930年时民国的教育经费,仅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一点四六。
有限的钱,仅投入到高等教育里,小学教育十分差钱。
所以,在民国时代,比起大学中学的优厚薪水里,当时的小学教师们,其实非常清苦。
以王运明《民国小学教师待遇初探》记载,当时济南章丘地区的小学教师工资,只有17元国币。夏雪源《民国时期浙江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一文统计,20世纪30年代,浙江小学教师最低工资只有5元,1927年浙江全省小学教师每人平均年薪80元,每月10元多一点。
比起优厚待遇的大学教师来,可以说是天渊之别。
红红火火的“民国文化”背后,就是民国小学教师的清苦生活,以及基础小学教育裹足不前的惨景。
看过了这惨淡景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视教育”的民国,在1930年时,以美国调查局的统计,文盲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乡村文盲率更高达百分之九十。
“瘸腿”的小学教育,就是民国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桎梏。
如此“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时至今日,相信依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