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古代王朝的文武平衡之前，我们应该先考虑帝王们的政治需求是什么，之后才是国家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矫枉是否应该过正？
唐朝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国力达到了顶峰，加上在边境上和周边国家，少数民族控制区域都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最好的选择以战止战，多次发动了对外战争。而在封建王朝国力最鼎盛时期，开始走上对外扩张领土的道路，这也是必然的选择，秦，汉已有先例。
但是制度不会永远一尘不变，唐朝时期，疆域空前辽阔，而要应对的外敌，除了契丹，回鹘，奚族，还有吐蕃，南召等等，所以不可能等有了战事后，才突然往某一区域集结部队，古代部队行军作战可不像今天如此灵活机动。
那么怎么来应对这种局面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边境屯兵，但问题是在边境地区面对的潜在敌人，数量有多少，军事实力如何，该屯多少兵，这些情况除了驻守边关的将领有所了解外，朝廷并不清楚这些状况，而戍边将士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又常常依靠开疆扩土来封官进爵。
所以要和境外之敌交战，兵力自然越多越好，在唐朝中后期，为了配合边境作战，开始在军事重地设置军镇，唐玄宗本身也好大喜功，朝廷的征兵制度从府兵制开始往募兵制转变，节度使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招募士兵。
而另外一个情况是，边境上因为节度使，将领们大量招兵买马，朝廷无法及时供应粮草，所以开始在边境屯田，朝廷放权给节度使截流一部分地方财政作为军费使用，这种制度就会导致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减弱，进而造成了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
而节度使们在地方具有很大的权力，包括截流地方财政的特权，处置死刑的权力，也会导致一些节度使野心膨胀，而为了筹集军费，很多地方不经过朝廷允许，设置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这些都是朝廷来背锅，长久下去必然会导致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进而造成民变。
唐朝因藩镇而亡，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这和唐玄宗执政晚期昏庸，之后数任皇帝执政能力平庸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而藩镇势力的扩张，则是唐朝国力强大后，军事战略变革走向极端的体现。
而宋朝建立后，因为经历了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政权更替的局面，军事战略变革往另外一个极端转变。赵匡胤黄袍加身逼柴宗训禅位，五代结束，五代只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其中就有七位皇帝是通过篡位得到的皇位。
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唐朝时期的藩镇制度，藩镇势力过强，导致五代期间君弱臣强，很多人认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集中了兵权，朝廷的统治就稳固了。
“杯酒释兵权”主要是把石守信，王审琦这些禁军将领的权利收回来，症结是在地方藩镇上，这一出政治戏，真正的作用主要还是让赵匡胤掌握住禁军，有实力制衡藩镇，让北宋政权不那么容易垮台罢了。
之后赵匡胤剥夺地方藩镇的权力，这才时稳定北宋政权的关键，赵匡胤开始从朝廷派遣文官，去顶替地方各镇的马步判官，把司法权收拢。之后有把地方藩镇判决死刑的权力收回，维持地方治安的权力移交给县尉。不久后朝廷有开始逐渐解散各镇的幕府，遣散，安置了其中的牙将，幕僚，藩镇制度逐渐被瓦解。
唐朝时期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藩镇可以截流地方财政，这一特权也在乾德二年被废除，地方的军费必须由朝廷拨给，朝廷专门派遣官员接管地方税收，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这样一来即便藩镇们手握重兵也无钱养兵，自然就谈不上造反了。
所以在北宋建立后，朝廷是先强化禁军的实力，之后才开始剥夺藩镇权力，通过收回各种特权瓦解藩镇制度，而让文官接管地方权力，最大的好处就是削弱地方的军事实力，我们不难发现，唐朝地方军队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宋朝明显是禁军实力远强于地方军队，而这背后主要还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稳定做出的考量。
因此，在中国古代对于文武平衡的把控，很多时候并不合理，主要是因为这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进行调整的，而不是根据国家所面对的实际处境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