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并不主张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同时儒家也有儒家的血性。
儒家重“义”，讲究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儒家先贤孟子曾用其“大丈夫精神”指出，一个称得上大丈夫的人，在面对利与义的冲突时，会毫不犹豫“舍利取义”。所以，儒家并不是软弱或者“和事佬”的代表，相反，儒家十分有血性。可能亦是因为如此，西汉虽独尊儒术，但军队却是十分有血性。
1、儒家讲究以直报怨，并非以德报怨
讲究“以德报怨”其实出自道家，而儒家讲究的是以直报怨。我们重点来看看儒家之以直报怨的内涵。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有人问孔子：“面对恶行，用善意去回应，这样做可以吗？”
孔子回答说：“用善意去回报恶行，那么用什么去回报善行？面对恶行，就要让恶行得到其应有的代价，而面对善行，就用善行去回报。”
可见，孔子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如果有人行恶，孔子认为，就要让行恶的人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不是盲目去包容。所以，儒家讲究以直报怨，并非以德报怨。
2、儒家“以直抱怨”讲究让“恶”获得其应有的惩罚，这其实也表明了孔子对礼仪制度的维护
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礼制”而奋斗，他的许多思想，也大抵有其维护“礼仪制度”的影子。有人说孔子之“礼制”是维护贵族阶级的“礼制”，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肯定不是，而维护贵族阶级，亦并非孔子本意。
首先，孔子那个年代，自古以来都是君君臣臣，而周王朝在周公之礼的维系下，尊卑分明，各安其职，确实也创造过盛世景象。孔子期待的是各司其职之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景，而并非有意去维护“贵族阶级”。同时孔子也没有什么“别有用心”，“别有用心”不过是后人的“臆测”罢了。退一步来说，如若孔子别有用心，那定是求利，但是纵观孔子一生，他因“提倡礼制”何曾获得过什么好处，反而多年流浪在外，不得归国。而所谓的“名垂千古”，孔子自己难道还能预料到自己能够成为几千年后的“大红人”？所以“别有用心”无从说起。
而孔子所宣扬的“礼制”，里面不仅有对社会尊卑的维护，也有对恶人的惩罚。所以，孔子继而提出了“以直报怨”，认为面对一个人的恶行，要根据制度规则中规定的那样，让其付出其恶行应有的惩罚。在这里，“礼制”也成了惩罚恶人的“衡量标准”。所以孔子宣扬“以直抱怨”。
3、儒家无“血性”？相反，儒家血性十足，孟子之大丈夫精神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儒家无血性这个说法，属不客观的评价，儒家对“义”的坚守，可谓是血性十足。举个例子，儒家先贤孟子曾经在其提出的“大丈夫精神”中议论过“义”与“利”的关系。孟子认为，一个拥有大丈夫精神的人，定是“居仁由义”的人，心中常怀仁，行事从义。面对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孟子认为，一个拥有大丈夫精神的人，应该毫不犹豫舍利取义，甚至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
所以，孟子认为，儒家之君子当是行事从义之人，在面对义与利冲突的时候，君子往往会舍生取义，血性十足。所以，儒家之门徒可并非是软弱可欺之辈，深谙儒家学问真谛的学子，当属血性十足的大丈夫。
综上所述，儒家所宣扬的并非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而以直报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孔子维护“礼制”的思想。毕竟所谓的以直报怨是要人们面对他人恶行之时，让恶行获得其应有的惩罚。那么惩罚的度在哪里？如何拿捏这个“应有”？这就需要国家之“礼仪制度”来发挥其作用了，所以儒家宣扬“以直抱怨”。同时，儒家学说并非没有“血性”的学问，相反，儒家也有可以豁出性命的“坚持”，那便是“义”，这一点从孟子之舍利取义的大丈夫精神就能看出来。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西汉虽独尊儒术，但军队却是十分有血性”这一行为也不是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