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作为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必需品，虽然微不足道但却缺它不可。放在几千年前的古代，盐的作用就更大了，他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个国家是否富庶也是由盐来决定。
在曾经的农业时代，它的重要性就像是工业时代里的石油又或是现在智能时代里的大数据。古籍《说文》中曾这样写道：“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在20世纪50年代时，福建曾出土过一批煎盐器具，这表明早在五千多年前的炎黄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已经可以通过海水自主制盐。
但是，古代却是明令禁止贩卖私盐的，历朝皇帝对盐的管控可谓是十分严格，动辄就会满门抄斩。这时候可能会有人想到咸鱼，如果贩卖盐品是犯法的，那么贩卖咸鱼犯法吗？
大家都知道，盐是我们做饭时最重要的调味品，一道菜的成败就在于盐，在曾经没有冰箱的古代世界里，盐的用途就更多了，它不仅可以调味还可以用来保存其他食物，聪明的劳动人民可以用盐来腌制许多容易变质的食物，例如：菜，肉，鱼，奶等。
有了盐的天然防腐功效的加工，这些容易变质的食品摇身一变就成了咸菜，火腿，咸鱼，奶酪等，这些食物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可以好几年都可以不变质，盐的作用比冰箱都要神奇呢。
因此许多劳动人民都经常拿自己种植的作物去换盐来制作腌制的食品以供家里食用，更重要的一点是，腌制食品的出现为商人带来了商机，他们可以将腌制食品贩卖至更远的地方，并从中抽取利润。
但是问题来了，一般在古代会腌制咸鱼食品的大部分都是靠海而生的渔民，为了让自己的鱼保持新鲜的时间更长一点，他们不得不在鱼的身上撒盐，如果不撒盐鱼变得不新鲜了那他们就会亏损更多，还没卖出去就先折在自己手里了。
并且在靠海的地方从来都不缺海鲜，近海的地方海鲜的需求量太小，如果不将鱼卖到更远的地方，渔民们是没有利益可图的，甚至连温饱都是问题。古文记载，古时的盐户产一斤盐，朝廷才给盐户十文钱的工本钱。
将所有的盐收集起来之后，朝廷会给一个统一的标准价格，再进行买卖，那时一斤盐可以卖到一百文到三百文不等，通常来说，渔民腌制五斤鱼就需要一斤左右的盐，按照一艘船能捕捞近百斤到千斤的鱼来算，想要制作咸鱼的商人从朝廷那里以官价买盐的话，那这个商人估计会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按照这个价格来看，在那个时代，很多贫苦地区的普通百姓是根本买不起盐的，盐应该是一种奢侈品吧，他们平时的饭菜应该多以清淡为主，如果遇上了什么贵客到访或是喜事临门，他们才会捏出少许盐巴，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或是表达庆祝，让自己清淡无味的嘴里有点味道。
但是，盐在人们的生活里实在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盐也是每个人必须摄取的微量元素之一，没有人能离开盐过日子，并且如果不是朝廷将盐的价格炒得太高，其实盐本身的价格是可以让大众接受的，但现在这样，渔民买不起盐就会直接导致渔民不能定时缴纳鱼税。
随着历朝历代法令的不断完善，清政府曾颁布条款说明，渔民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腌制咸鱼，可以直接购买价格亲民的渔盐即可。
但是自古以来，总会有人想出其他的点子来钻空子，这不渔民对于朝廷所颁布的政策有自己的对策——冒领盐额。通过顶替，渔民可以将自己多领来的盐进行贩卖，从中谋取大额利润。
但朝廷就是朝廷，高高在上的决策者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手，立即颁布另一条规定：渔民出海所捕的鱼，必须将数量一五一十的报给相关部门，再由部门出具凭证。
渔民就是凭借这个凭证去领取相应的盐，而且朝廷根本就不怕渔民谎报鱼的数量，因为有渔税在那里管控，你报的数量多需要交纳的税就更多了，这样一来渔民岂不是得不偿失。
更令人惊叹的是，清朝的决策者做得更绝，他们将渔盐和普通的食盐分开，怎么分开的呢，原来它们将原本白乎乎的渔盐全部染成红色，就为了防止一些投机分子意图不轨偷奸耍滑。
腌制咸鱼剩下的盐必须交还给相关部门，留着下次继续使用。但是百密总会有一疏，这些法令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起来的可行性就大打折扣了，所以那些投机分子还是会有机可乘。
比如，普通船发2000斤渔盐，渔民截流200斤用于走私，相当于3块钱一斤买来的渔盐，却卖出了50块钱一斤的私盐的价格，一次净赚一万块，这样的暴利谁不眼红？
正是因为这样的暴利，才会有那么多铤而走险的人，所谓富贵险中求，盐枭，这样一个职业就诞生了，比如黄巢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盐枭，人家都不屑于假装腌鱼，他直接与官府公开对抗，你不让我卖盐，我非卖不可。
长此以往，黄巢就富甲一方了，有了钱就能贿赂官员，与官府进行不正当交易，那些官员收着贿赂又怎么会找他麻烦，就这样，黄巢越来越有钱 ，发展到后来他的家业不仅越做越大，甚至还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势力，已经可以独霸一方了。
早在元朝时，朝廷在不断改进律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现象也曾经颁布过对应的措施：诸犯私盐淹浥鱼、虾、竹笋等货，买，或自行食用，及博易诸物者，照私盐法科防。现在不仅贩卖咸鱼是犯法的了，连用私盐腌虾米、竹笋的，一律比照贩卖私盐判刑。可见，朝廷对盐的管控有多严格，有这麻烦劲还不如直接卖盐何必这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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