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千古楷模——晏子
晏婴是个身体力行 、为民楷模、虚怀若谷 、闻过则喜、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善于辞令的人，他使楚时曾舌战楚王，维护国家尊严。内辅国政，屡谏齐君。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
晏婴不死君难，弃个人小义而逐国家百姓之大“利”，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重视物质基础、造福百姓、强大国家的行为，义于名而利于实，是司马迁心中“义”与“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2、天下良吏——黄霸
武帝后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法令，同时建立了察举制度，并任酷吏以严刑法。昭帝继位后，朝中严格遵循武帝时期的法律制度，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各级官员。于是一些世俗官吏为迎合皇上旨意，就以在执法上能尽量采用严刑酷法作为一种有才能的表现，以能吹毛求疵作为衡量能力的标准。黄霸断案却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黄霸善于调用下属，百姓之事，无论巨细，都派人详加调查并妥善处置，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黄霸还让驿馆、乡里治所都喂养鸡猪，以便赡养鳏寡贫弱的人。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得知某乡有孤独老人去世，没有后人来安葬，黄霸就亲自督管此事：哪个乡里治所的大树可以砍伐作为棺木，哪个驿馆饲养的猪可以用来祭祀等。郡内官吏依言前去，跟黄霸所说一言不差。黄霸的细心达到如此程度，可谓明察秋毫。不知内情的人都称他是神明。奸邪之徒惧怕黄霸，只好去别的郡县，颍川郡内的盗贼随之日渐减少。
3、清廉忠烈——杨震
杨震直到五十岁时才在州郡任职。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是位贤人，于是举其为茂才，四次升迁后为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当他前往郡里路过昌邑时，从前他推举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县长，去看望杨震，晚上又送给杨震金十斤。杨震说：“老朋友知道你，你为什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
后来，杨震转任涿郡太守。他在任内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蔬食徒步，生活俭朴，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长辈，想要他为子孙布置产业，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不是很好吗？”
4、忠君为民——诸葛亮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青的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皇妃之数是一个复杂问题，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非董允所能决定。当时，“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5、敢于直谏——魏征
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李世民问魏徵：“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广泛地听取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个人就会昏庸糊涂。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欢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侮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得以反映上来。”
6、救时之相——姚崇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
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7、忧国忧民——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8、身殉社稷——司马光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孟子）。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兄长司马旦的家。
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9、浩然正气——于谦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升为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时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
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
10、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二十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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