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中国历史虽然号称五千年之久,但实际上商代以前的文明还尚未发展足够的考古证据作为支撑。而文化的真正形成,应当追溯到春秋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爆炸。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也是个思想上精彩纷呈的年代。在这段时期里,涌现出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众多风格迥异、各有主张的思想家。随着历史的演变,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基本上围绕着这些思想打转。

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首先上台的是法家,执行者是秦朝统治者。法是最容易实现,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形式。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等,两人师从儒家的思想家荀子,其思想主张受“性恶论”的影响,慢慢演变成“法家”。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人性是需要约束的,而没有什么比法的约束更加有效,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思想脉络。事实上,法的制约的确是简单有效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现代文明体系里基本上离不开法的建设。

但是秦朝的“法治”虽然令其强大起来,并统一六国,但也迅速在几乎全民暴动中灭亡。秦的“法治”缺乏统治“温度”,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人会怀念秦朝。所以我们不得不有一个疑问,为何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核心在秦朝会失败?

到了汉朝,初期实行的是黄老学说里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学说里的一个部分。所谓“无为”,是指统治基本框架搭建之后,不频繁地更改干预让老百姓自由生产。由于秦末多年的战乱,这一时期实行“无为而治”是有合理之处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是经理分配,而在经济大增长时期,这种分配的矛盾会暂时掩盖。汉朝初期的统治框架是“郡国”并举,既有属于中央的郡县,也有分封给刘氏诸侯的“国”。实际上分封是统治一个大疆域国土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对于边远地区、超过了中央统治半径的地区,必须采用某种措施维护其与中央的从属关系。实际上,这并不是“法家”能解决的问题。秦朝的存续时间实在太短,“郡县制”的问题尚未爆发便已经灭亡。

但分封制也同样有问题,“国中之国”不可避免地想要脱离中央统治。“无为而治”不能消灭这种必然会产生的矛盾,而首先爆发的,是“分封”后的矛盾。于是“七国之乱”爆发。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国在军事上已然无法与中央直接抗衡,而此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已经恢复,汉武帝开始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国民在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让其主动地拥护中央统治;其二,如何选官,管理那些边远地区的郡县。第一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宗教,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一个宗教性质的思想学派。所以汉武帝从已有的学术思想里选择了“儒家”,将其作为统治阶级倡导的思想核心。第二个问题是建立“察举制”,这是选官制度与统治思想的初级融合,“察举”的核心是“孝廉”。

但这个时候,儒家的核心地位依然是脆弱的,虽然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一旦中央政府权威丧失了呢?问题在魏晋时期爆发,儒学思想式微,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事实上,在战乱时期,道德学说能起到解决纷争的作用吗?儒家强调的仁政,对于那些处于互相斗争中的割据政权而言,有操作空间吗?所以儒学遇到了跟春秋战国时期相同的困境。

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然而虽然儒学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和挑战,但是盛行当时的道学、玄学,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经历汉朝一代“独尊儒术”的培育,已经形成了一批研习儒家典籍的世家大族,当大一统的政权建立之后,仍不得不借助大族的力量,仍不得不尊重儒学。但在选官制度上,隋朝发明了举世无双的创举,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以期望加强中央集权,打破世家大族对“从政权力”的垄断。

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就坚不可摧,无论哪一个统治者上台执政,他都必须接受儒家思想体系下的统治范式。这样的体系使得中国接下来的近千年时间里再未经历大分裂,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顶峰,直到被现代科学体系打破。

没有温度的法家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现代社会都强调“依法治国”,为何古代实现不了?事实上,法治长期以来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形式里都存在,但它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无法上升到思想核心的层面。也就是说,即使古代的人超越历史局限,写出一部类似于现代宪法的纲领,也不能实现现代法治。

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第一,法的权威来源于政权的武力威慑,这在任何政权体系里都是如此。但在古代,统治半径的制约决定了中央不能长期对边远地区保持武力威慑。法律权威也就难以长期维持。

第二,法是不能形成主观驱动力的,法的核心是强制性,用人对惩罚的恐惧来产生作用。这种强制性虽然有效,但忽略了人是具备主观意识的生物,所以也可以说“法”是没有“温度”的,更不能形成思想信仰。而宗教和道德都不同,它形成的是一种主观驱动力,让人在预设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行事。而这种主观驱动力,就是思想信仰。人具备这种信仰,才能主动地去拥护并发扬相应的文化。

第三,古代的法律难以形成逻辑闭环,法的逻辑闭环是公平,即对所有人都同一视角。但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都难以达到,更不用说缺乏监管的古代。法律作为统治工具,是权力的象征,在被统治阶级缺乏足够话语权的时代是不能实现普遍公平的。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逻辑闭环不能实现。

儒学的逻辑闭环

儒学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世界观,它的目标是建立道德乌托邦,最初以“”(孔子时期)为核心,而后以“”(孟子时期)为核心,发展到后期,逐渐形成了以“”约束君王、以“”约束臣民、以“”“”为行事准则,辅以“”“”“”等其他道德规范的逻辑闭环。在这样的乌托邦里,各个阶层各司其职,按照统一的道德信仰行事,最终就能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虽然儒学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提升路径,但实际情况是极少有人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水准,这套方法论可行性不高,而且需要脱离土地生产,进行长期的思想训练。但道德理想又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它驱动的是人的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一旦形成,便意味着思想信仰形成,对于中央集权与文化传承都有些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即便儒学的思想信仰不是普适的,它只作用一部分人(士大夫),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道德信仰的形成路径

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道德本身具有反人性的特点,它需要压抑人性本能欲望。宗教不同,宗教顺从人性。宗教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相对容易,而道德即使在中国主流思想体系里,其真正影响的人群也只是一小撮士大夫。

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是依靠制度建立的,也就是“科举制度”。人性对于道德虽然是排斥的,但对于“权力”“财富”却是向往的。如果道德信仰能够带来权力和财富,人就能被吸引,并紧密地团结在周围。无论是汉字也好,还是儒学思想也好,都是依靠这一路径所实现。一个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都研习这一类道德书籍,接受道德训练,其主观信仰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如何选拔官员是所有政体都面临的问题。考试,无疑是所有方式中最具有效率的形式。官僚体系具有稳定的来源,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就稳固下来,而中国也能借此摆脱分封制的困扰,形成一个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当具备统一的道德信仰的士大夫垄断权力、垄断文字时,社会的治理结构就是相对稳定的,其文化也能持续性地发展并传承!

古文明的失落

古巴比伦文明里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文明里第一部成文法典,但是巴比伦文明却并未传承下来,它并没有解决类似于中国文明的传承逻辑,没有形成主观的思想信仰。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为何总是在一个个循环的漩涡里无法逃离,也应该思考为何中国总能形成这样一个个循环。世上没有永恒强大的国家,中国却持续性地产出这样的国家!

法家明明更便于治国,为什么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儒家呢?

古老的文明里,中国是唯一的特例;而流传至今的思想体系核心里,也只有中国属于非宗教信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制度所造就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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