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臣子要有所成，自然离不开君主的信赖。可这信赖又是一把”双刃剑”，在让臣子步步高升时又将功高震主的断崖布在前路。有的人，诸如张仪，惊险地跨越了。有的人，诸如商鞅，却摔了个粉身碎骨。

作为秦国的两大功臣，商鞅和张仪一个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一个为秦国实践纵横家谋略。

可以说，两人的能力和成就难分高下。但两人的结局却全然不同。这不同的缘由，至少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两人所遵循的思想不同，进而使得二人在秦国的处境不同。

商鞅是法家的忠实追随者，而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两人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尽管商鞅和张仪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而响应秦国的招纳，成为秦国臣子。

可商鞅所遵循的法家思想，让他的用武之地主要局限在秦国内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商鞅和张仪在秦国的角色就不同——前者是处理内政的官员，后者是游走于各国的”外交官”。

终日在秦国君主面前活动，这就意味着商鞅会比张仪获得更多来自君主的监督，或者说提防。且商鞅和张仪虽同是秦国臣子，但商鞅日常接触的秦国官员远比张仪多。因此，商鞅的直接政敌也会远比张仪多。故而从一开始入秦为官，商鞅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就比长期在外的张仪多不少。

第二，商鞅和张仪的实际作为不同。

也许有朋友会觉得这点并没有比较的价值，毕竟他们一个主要是在秦国进行对内的改革，一个是为秦国奔波以实现”连横”。是的，商鞅与张仪的领域并不相同，其成就并没有高下之分。因而此处我们要说的”作为不同”，是两人在完成自己任务时的具体表现。

张仪作为能言善辩的纵横家，他在四处游说时无疑是处事圆滑的。在秦国，因为长期在外，他与秦国朝臣们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国内树敌较少。而在国外，因为是秦国使者，他也不会轻易丧命。

可商鞅却不一样。商鞅推行的改革，虽然于国家层面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但实际上损害了秦国贵族们原本的利益。商鞅在开始改革前与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虽然彰显出了他的优秀，却早早就为自己树了一大批敌。

且在实际变法过程中，商鞅还在不断给自己”挖坑”。以我们熟悉的立木取信一事为例，商鞅因此获得了秦国基层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函，逐渐有了变法的群众基础。可这也让商鞅的名字和变法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再加上商鞅还自负地说出：”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毂大夫贤”这样的话，便让”功高震主”在有心之士眼中成了他撕不掉的标签。

在变法内容上，商鞅虽劝课农桑，推行军功爵制，但他也贯彻了法家不近人情的严苛。他主张酷刑，施行连坐；他推行愚民政策，焚毁《诗》、《书》；他打压商业，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商鞅是法家思想的追随者，但他已经是一个极端的追随者，在秦国对百姓们施行残酷的压迫。所以随着变法的推进，他是越来越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的。

如此，相比于张仪的八面玲珑，商鞅在秦国是越干活，越被政敌视作不可不除的眼中钉，越被民众视作有不如无的酷吏。而这样的商鞅，自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契机，就可以被打压到毫无翻身之地。

第三，商鞅与张仪和君主的关系不同，所处的国家阶段也不同。

虽说二人都是在为秦国君主服务，但张仪辅佐的是秦惠王和秦武王，商鞅辅佐的是秦孝公和秦惠王。

商鞅是因为得到秦孝公的鼎力支持而得以在秦国施展拳脚的。可他和继位的秦惠王结过大梁子。在秦惠王还是公子时，他触犯了律法，而商鞅想要按照新法处罚他。因为是储君，秦惠文王本人被免了刑。不过他和商鞅的过节却没能免。

因而在秦惠王即位后，依赖秦孝公支持的商鞅自然失势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秦惠王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扭转”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的局面。是故商鞅在秦惠王的示意下被朝臣打成了谋逆的”反派”，成了被追捕的对象。而因为一直用严苛的律法压迫百姓，逃亡的商鞅也得不到好心人的帮助，最终被捕被杀。

与商鞅相较，张仪是得到了秦惠王赏识的。虽然他后来没能得到继位的秦武王的重用，但他毕竟没怎么得罪秦国百姓，成功逃出了秦国，最后在魏国继续发光发热。

此外，商鞅和张仪虽然时代接近，但在他们在秦为官时秦国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商鞅之所以得到重用，是因为当时的秦国较东方六国还有很大差距，急需壮大自身实力。所以秦孝公才不惜以”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为代价，给商鞅放权，让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可秦惠王的时代，秦国的国力已经接近东方六国了。此时秦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六国的联合敌对。因而这时候张仪这样的人才是更有用的。至于商鞅，一是用处不大，二是秦惠王又急需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清算就是在所难免了。

为人臣子，像商鞅这般政绩斐然却又凄惨落幕，也可算作是一出人生悲剧。只是这悲剧在往后还一次次重演，说到底，也是当时社会的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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