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1743年），在北京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给国内的朋友写了封信，信中对北京的天气十分抱怨。信中说：“北京的老人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温。”当时，宋君荣用“拉姆士温度计”对北京的气温进行了记录。
烈日
后来，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整理和换算，得出1743年北京的平均气温高达4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那年的7月25日，温度高达44.4摄氏度。这个高温，是近三百年来中国北方夏季高温的最高纪录，至今都没有被打破。
四十多度的高温，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清朝，百姓的悲惨生活可想而知。这场酷暑可不仅仅发生在北京，全国各地都很热。根据同时期各地的文献记载，当时的天津“土石皆焦……人皆热死”，山西“道路行人皆有毙之”，青城“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这些骇人听闻的记载，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
灾民
走在路上，会看到行人走着走着就热死了，而地上的土石被烤的烫人，就连供人乘凉的树都被烤死了。山东、山西、河北、天津、京畿等地尤为严重，百姓苦不堪言。这场高温，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十分罕见的情况。大清开国以来，从没见过这样的天气。
然而，祸不单行的是，持续了一个夏季的高温，带来了大旱。当时有官员上书乾隆皇帝，说天降灾难，是因为雍正帝实行的各项新政，建议皇上废除新政。乾隆大怒，骂他们“悖理上道”。
旱灾
这场旱灾，从乾隆八年的夏天，一直持续到次年五月。大批百姓流离失所，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北京城内涌入大量难民，如此多的灾民，对皇权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对此，乾隆皇帝深感担忧。
此时的乾隆，还是一个满怀抱负的年轻皇帝。面对如此严重的天灾，他迅速做出决策，与大臣们商讨出了赈灾方案。
在应对酷暑的问题上，清政府为灾民提供大量冰块和药品，定点发放。另外，为九门支出一万两白银，专门用于应对热灾。经过朝廷的安抚，城中百姓慢慢稳定下来。而接下来的旱灾，才是更大的难题。
施粥
一开始，乾隆皇帝往京城及周边受灾地区紧急调拨40万石粮食。命各地受灾州县对受灾情况进行勘察和统计，把所有灾民按照“极贫”、“次贫”全部记录在册，然后根据情况进行补助。补助的时候，给每人发票，需本人凭票领取赈灾物资，以防冒领。各受灾地区，设立“粥厂”，专供流民食用。在古代，旱灾往往会伴随瘟疫，为防止旱灾引发瘟疫，还要求对各地“粥厂”进行隔离，由专人负责管理。
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赈灾手段，但是无奈受灾范围实在太大，乾隆八年秋天，大街上的流民已经是随处可见。此时，乾隆又想出了个法子，启动景州土城工程，让流民前去做工。这样，大批流民就有了工作，大大减少了京城流民压力。
流民
乾隆九年，朝廷规定地方根据当地受灾情况，对百姓实行“出借麦种”、“官借收费”等手段，在地方官员的劝导下，让受灾百姓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另外，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朝廷大量供应米粮，大力打击企图发国难财的奸商。
就这样，这场持续了接近一年的自然灾害被有惊无险地扛了过去，一年以后，大部分流民都重返家园，恢复了生产。
乾隆皇帝画像
因为当时正是大清盛世，经过雍正皇帝十三年的励精图治，国库丰盈，强大的财政支持加上当时乾隆皇帝的正确决策和教科书式的赈灾方式，才使百姓安稳度过了这场天灾。又因为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场天灾，才使天灾没有进一步酿成人祸，保住了“康乾盛世”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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