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大教授，留过洋的海归学霸，她是裹着小脚，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
她是祖父为他定的娃娃亲，她大他6岁，他风华正茂时，她已然饱经风霜。
来拜访的客人，看她长相土气，穿着简朴，以为是家里的保姆，他却把她拉到身边，郑重地向外人介绍：这是我的妻。
别人都说包办的婚姻不幸福，他们结婚28年，却举案齐眉，伉俪情深。
这对神仙眷侣就是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
赵纫兰嫁给李大钊那一年，李大钊才10岁，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李赵两家是世交，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和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两人曾多次一起搭伙闯关东，做些小生意。
1884年，赵文隆的妾室为他添了一位千金，颇有文采的赵文隆为女儿取名“纫兰”。
小姑娘生的清秀可人，常常跟随父亲来李家串门。李如珍老两口看着小纫兰，格外欢喜，便和赵文隆约定，要是李家添了一个小子，两家就结为亲家，赵纫兰的父亲一口答应了。
李家人盼啊盼啊，终于在6年后盼来了一个大胖小子，李如珍为孙子取名：李大钊，小名：憨坨。
李大钊出生后不久，李家就连遭厄运，先是父亲因病去世，半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可怜的李大钊很快就成了孤儿，跟着年迈的祖父母生活。
随着祖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祖母因病瘫痪在床，家里连个能主事的女人都没有。
这时，李家商量让赵纫兰嫁过来。
就这样，16岁的赵纫兰进了李家门，成了这一家的顶梁柱。
青年时期李大钊
从一开始，赵纫兰就是带着使命嫁进这个家的。
在这个家里，她要照顾年幼的丈夫，要孝敬年迈的祖父母，要操持家务，小脚的赵纫兰扛起了全部家庭重担。
虽然10岁的李大钊不懂什么是男女之情，不懂“妻子”二字意味什么，但他打心眼里敬重赵纫兰，他唤她“姐姐”，她叫他“憨坨”。
李大钊在姐姐那里感受到了长姐如母的亲情和温暖，这股力量，此后支撑了他一生，从求学到革命。
家里有了赵纫兰，李大钊开始安心读书。
1905年，李大钊终于通过考试，成为永平府中学堂的学生，看到放榜消息后，赵纫兰喜极而泣。
但命运似乎从未厚待过这一家子。没多久，李大钊的祖母去世了。一年后，家里唯一的主心骨祖父也去世了。
从此，这个家里，就只剩下李大钊和赵纫兰相依为命。
祖父在世时，家里积攒了些薄产，祖父去世后，那些亲戚们欺负李大钊夫妻少不经事，霸占了李家大半的家产。
这也让赵纫兰看清了人情冷暖，她更加激励丈夫奋发图强。
李大钊十分争气，于1907年，考上天津北洋政府法政专门学校，可是这学费从哪来？
祖父在的时候，学费全靠他点兑，现在祖父不在了，供李大钊上学的任务就落到了赵纫兰的头上。
赵纫兰典当了自己的嫁妆，又找父亲借钱，算是凑够了学费，把李大钊送到天津读书。
这一读就是六年。
这六年里，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靠赵纫兰操持，彼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赵纫兰既要种田养家供丈夫读书，还要一个人拉扯女儿长大。
日子过得可真苦啊，但赵纫兰什么都不说，她总是劝丈夫好好读书，别的都不用他管。
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这样写道：“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1909年11月2日，大儿子李葆华出生了。两年后，赵纫兰又生下女儿李星华。
一双儿女凑成了一个“好”，虽然日子依然艰难，但是赵纫兰却每天都过得有希望。她盼着丈夫早日毕业归来，和她一起支撑整个家。
就在这时，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李大钊不再只是关心个人的命运，他想改变这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想出去学习更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他打算去日本留学。
他深知妻子一人拉扯俩孩子，还要供他读书，是有多么艰难。
这天，他忐忑不安地跟赵纫兰商量：我想去日本留学…….
没想到，妻子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只是问：需要多少钱？我来想办法，你只管去吧！
这个朴实的农村女人，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她只知道，丈夫做得都是对的，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背后支持他，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1913年，李大钊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到早稻田大学读书。
赵纫兰又一次把丈夫送走了。
而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什么都没说。不久小儿子出生了，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丈夫却远在万里之外，什么忙都帮不上。
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了这个弱小的女人身上。
难以想象，那些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她是如何坚强捱过来的。尤其是小儿子被天花夺去生命的时候，她又该是怎样的无助和痛苦。
但这些，她都不说。
每次托人给丈夫写信，她都说很好，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在外安心读书就好。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
回国后，李大钊并没有立刻回到老家，与妻子儿女团聚，过幸福的小日子。
这时的他，早已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他与好友章士钊创办《甲寅》，利用犀利的文笔唤醒中国这个沉睡的巨狮，用文字播撒革命的种子。
虽然不知道丈夫每天在忙些什么，但是赵纫兰知道丈夫是干大事的。
1917年12月，经章士钊推荐，蔡元培邀请李大钊来到北大，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主任与逻辑学教授。
不久，北大图书馆就成了酝酿并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阵地，在这里，走出了一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北大任教后，李大钊终于安定下来。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租了房子，把妻儿从河北接到了北京。
这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为了这一刻，赵纫兰已经苦苦等待了20年。
在北京的小院里，李大钊特地盘了一个和乡下一模一样的土炕，冬天在炕上做活儿，暖暖的。平时，回到家，李大钊常常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带孩子。
有客人来访，看到家里这个面目沧桑，穿着过时的中年妇女，误以为赵纫兰是李大钊家的保姆。李大钊却亲昵地帮妻子整整衣襟，温柔地拉着她的手，坦坦荡荡地向客人介绍：“这是我的妻子赵纫兰。”
彼时，海外归来的李大钊，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引得许多女学生倾慕！
有人劝他，你都是北大教授了，别再死守这个农村来的老婆了，包办婚姻不作数，完全可以离婚再找一个和你般配的，志同道合的。
但李大钊却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在他眼里，妻子赵纫兰就是最美的。
赵纫兰有着这个世上大多数女人都不及的善良和宽厚。
这个女人为他付出太多太多了，是她给了他一个家，供他读书，为他生儿育女，是她在背后默默支撑他的梦想和事业。
或许赵纫兰大字不识几个，但这世上再没有别的女人，更懂得他了。
在李大钊心里，他对赵纫兰除了感激、尊重，还有爱与珍惜。
因为待人诚恳，处世随和，农村来的赵纫兰，很快赢得了学者教授们的一致好评，成了公认的贤妻良母。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更忙了。
他忙着游行示威，忙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忙着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每个人的心里。
他经常带着一些革命者来家里开会，这时赵纫兰就帮忙在门口放哨。
热心的李大钊不但从思想上帮助别人，还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当做党的活动经费，或是救助贫困的学生。
每个月的薪水往往能拿回家也就几块大洋。
虽然日子拮据，但赵纫兰从不埋怨。最后还是校长蔡元培看不下去，让会计每月从李大钊的薪水里扣掉一部分，直接交给她。
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每日为了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
他对赵纫兰说：“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不出10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虽然赵纫兰还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她知道丈夫做得都是对的，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她每天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儿女，管好家，让李大钊能安心地在外面做大事。她只祈祷丈夫能平安归来。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赵纫兰和两个孩子李星华、李炎华也一同被抓。
在监狱中，李大钊受尽酷刑，丝毫未动摇其意志，坚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
几天后，在法庭上，赵纫兰见到了伤痕累累的李大钊。他说：“这是我的妻子，她什么也不懂，我的一切和她没有关系。”
没有想到，这竟是两人的永诀！
张作霖为讨好老蒋，决定秘密处决李大钊，实行绞杀。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终年38岁。
临刑说过这样一句话气壮山河：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听闻丈夫牺牲后，赵纫兰悲痛欲绝，几乎晕死过去，但她不能这样倒下，因为她还有五个小孩未长大成人，她要秉承丈夫遗志：好好抚养孩子长大。
她强忍着振作起来，返回老家过着贫困生活。
由于时局动荡，李大钊不能公然下葬，遗体暂放在渐寺内。
1933年4月，已经恶疾在身的赵纫兰所感时日不多，应尽快安排丈夫入土为安，不然无颜面对死去的丈夫。
她鼓足勇气来到北京，求助于李大钊生前的同事蒋梦麟、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希望他们能出面安葬李大钊的灵柩。
1933年4月23日，在众人的帮助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在北京街头进行着。最后，李大钊被下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入土为安。
站在李大钊的墓碑前，赵纫兰泪水流个不停，她仿佛又看见了他坐在窗下，奋笔疾书的模样。
心愿已了，不久后，赵纫兰在那年的端午节病逝，临终前，她唯一的遗愿是：陪在他的身旁。
这对有情人，终于在九泉之下团聚了。
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李大钊曾深情地这样说道：
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而赵纫兰却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