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成为党史中的佳话。
寻找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的缘分，彼此之间的兴趣共同点，才能了解他们二人为何如此合拍。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友，回国后都在北大任教。仅有这些，尚不足以解释他们的志同道合。毕竟，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陈独秀性格刚烈如火，李大钊脾性朴实温和，有一点是共同的，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视名节如生命，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当他们面对国家危难、民族衰亡的沉疴之状，奋发图强，积极寻找出路。
陈李二人最主要的情谊来自于撰文办刊，有共同志向和共同语言。陈独秀1914年7月东渡日本，以文会友，结识了安徽同乡高一涵，当时陈独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高一涵亦“为穷所迫，常断炊”。患难见真情，两人结下真挚的友谊。高一涵将李大钊的名作《青春》推荐给陈独秀，被安排在《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并从这一期起，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继而又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
对比陈李的书法，能够清晰地看出性格差异。李大钊笔道沉稳，静气可嘉，整体上不拘小节，陈独秀笔意奔放，跌宕磊落，逸笔草草，有时甚至天马行空。李大钊书法有碑学烙印，陈独秀书法见帖学余韵。总的来看，陈独秀更具有明确而强烈的“书法意识”。从南京出狱之后，他曾卖字维持生计。在办刊过程中，陈独秀也通过卖字来筹措经费。按照陈的说法，“除却文章无嗜好”。说到本质，无论李大钊还是陈独秀，乃至鲁迅和胡适等，能够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都是学养深厚的大文人，笔墨脱俗，是一般书家望尘莫及的。
言及陈独秀的书法意识，还表现在他和书法专业人士的交往上，最典型的有台静农和沈尹默，曾批评沈的字“其俗在骨”，当头棒喝。陈独秀著有《小学识字教本》，他的一些信札和作品，乃是篆书作品，在当时的文人中，可谓绝无仅有。陈独秀擅长真草篆隶多体，成就最高的是行草书。草书明显受到傅山的影响，落拓不羁，纯以气胜，有很多传世精品，在近代书法史中有一席之地。
释文：略。
补注：此信虽谈胡适较多，但其旨远不只因与胡适“神交颇契”，而是着眼北大文科教师结构之更新，让“久留欧美起居勤洁之教员”，“以为学生之表率”。陈独秀与蔡元培的交往，蔡元培在《独秀文存·序》中有着明晰的阐述。蔡序里叙说了他与陈的两次重要交往。一是1904年蔡在主编《警钟日报》，陈在创办《安徽俗话报》，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二是1917年初蔡刚出任北大校长，即聘陈为文科学长。
释文：一涵兄：你回国时及北京来信都收到了。《互助论》听说李石曾先生已译成，就快出版。如此便不必重复译了，你可以就近托人问他一声。西南大学早已宣告死刑了。你想做的《社会主义史》很好，我以为名称可用《社会主义学说史》，似乎才可以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分别开来。听说李季君译了一本Kirkup的《社会主义史》，似乎和你想做的有点重复。《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而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弟独秀白，七月二日。
补注：此信笺为横排书写设计，上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八个大字，下有“劳工神圣社制”字样。1920年7月，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成立期，此信笺成为一种历史见证。“劳工神圣社”并非实有，不过是一种掩护方式。高一涵和陈是老乡。陈独秀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老友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高一涵，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倾心交往。
1924年2月29日
1924年1月27日
释文：（1924年1月27日）适之兄：数寄书均未获复，不审何故？蔡和森兄卧病在床，医药无费，弟不忍坐视其困贫而死，特函求吾兄即将他的书稿函告商务结束，余款早交，使他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弟仲甫白。（一月）廿七。（1924年2月29日）适之兄：蔡稿款望速速结束，因弟为彼代借之款催还至急也。此弟事，非蔡事，求吾兄务必提前办一下。切记切记。弟仲甫白。二月廿九日。
补注：这两封信说的是同一件事。陈独秀找胡适解决蔡和森的医药费，催促很急，也说明陈胡关系铁；陈作为党的领袖很穷又别无他法，只能指望稿费，将朋友事当自己事。最终商务印书馆解决了蔡和森的稿费，陈独秀因此回信感谢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