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朱耷画作(八大山人陈鼎)

八大山人陈鼎(八大山人朱耷画作)

墨荷图》现为江西省南昌市八大山人纪念馆珍藏一级文物,保存完好。纸本墨笔,纵178厘米、横92厘米,钤印:可得神仙、八大山人、何园。

八大山人朱耷画作《墨荷图》

《墨荷图》

整幅画作采用仰视画法,其立意、构图、风格突破前人。画面笔情纵姿,笔如金杵,苍劲圆晬;多用秃笔,改变早年扁而方的笔势,圆晬之笔呈凝重浑厚之势。构图不拘泥成法,运用墨色干湿浓淡的变化、抑扬顿挫的笔触表现圆润修长的荷茎,大面积荷叶、轻柔婉约的荷花具有极强的视觉效果。既呈“接天莲叶无穷碧”“红衣翠扇映清波”的意境,又尽显洒脱豪迈之情和古高超逸的人格境界。八大山人笔下的造型,以客观事物为基础,又不受其限制,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挥自身创造精神,以浑厚的绘画功力、独到的艺术见解和洗炼夸张的手法创作出个性化的艺术形象。

画上钤印均为八大山人晚年印款。查据现存八大山人作品可知,“可得神仙”白文方印出现在1686年至1705年间的书画作品中。“神仙”一词,常见于道教,是道家追求成仙的境界;亦有儒家神仙之说,为术士职业;亦是佛教经典词汇。从八大山人经历来看,其“竖佛称宗师”“亦僧亦道”又“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可反映八大山人表达的思想与道家有关,更涉儒释道三家所追寻的中国文人的哲学观、人生观。还俗后的八大山人摆脱羁绊枷锁,此枚“可得神仙”印是其穿梭佛、道,最终寄情书画的呈现,清代龙科宝曾称其“有仙才,隐于书画”。

八大山人朱耷画作《墨荷图》

“可得神仙”印

“八大山人”印是现存八大山人作品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印章,最早在1684年出现,沿用至1705年。而关于“八大山人”印出处,一说出自八大人圆觉经,即觉悟的八种大智慧。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说:“山人初为高僧,尝持八大人觉经,遂自号曰八大。”另有一实证:八大山人自题也谈及八大人觉经,藏上海博物馆,跋文:“经者经也,何处现此八大人觉经,山人陶八,八遇之已。”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指世间最大人之意。清代陈鼎《八大山人传》言:“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於我”。“四方四隅”为八方,“皆我为大”即是普天之下我最大。

八大山人朱耷画作《墨荷图》

“八大山人”印

“何园”印有大型朱文印和小印面两种,大型朱文印最早于1689年出现存世作品中,小印出现在1703年后,其印面较小,几乎与“八大山人”印同大小。而本幅上的“何园”印正是晚年小“何园”印,“何”即为“荷”。《尔雅·释草》说:“荷、芙蕖……其实为莲。”从这三方印出现时间来看,可判断《墨荷图》应绘于1703年后,为八大山人晚年精品。

八大山人朱耷画作《墨荷图》

“何园”印

在花鸟画中,八大山人善画荷,对荷花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往往借以寓意,体现自己的情趣和情操。荷花又名莲花、芙蕖、菡萏、水芙蓉等,更有凌波仙子之雅号。《诗经》中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之句;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句;宋代周敦颐《爱莲说》有“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之句。

龙科宝在《八大山人画记》赞誉:“山人……最佳者松、莲、石三种……莲尤胜,胜不在花,在叶,叶叶生动:有特出侧见如擎盖者,有委折如蕉者,有含风一叶而正见侧出者各半者,有反正各全露者,在其用笔深浅皆活处辨之。”《墨荷图》正可作为具体的例证。其画面布局疏密相间,荷叶尤为胜,用泼墨法大手笔涂抹,浓淡焦润多种墨色,层次丰富,韵律生动,充分体现了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特点。荷梗圆劲挺拔,一气呵成,看似迎风摇曳,却逸气多姿,与俯仰的荷叶相映成趣。用笔出神入化,荷茎长度为1米到2米,用篆书用笔,浓墨点苔,刚柔、虚实恰到好处。八大山人画荷,不画水,把长长的叶柄完全暴露出来,与常见画荷梗,只画露出水面部分不同,也极少用仰视。中国画尤以线条之美著称,八大山人个性化的长荷梗之变,诠释了中国画的线条之“美”。不难看出八大山人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观察,完全把握了描绘对象的形态特征,经反复提炼、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将荷的高洁显于纸上,使观者感受到池中荷的气势磅礴、生机盎然。正如清代陈鼎作《八大山人传》评价:“八大山人……尤精绘事,尝写菡萏一枝,半开池中,败叶离披,横斜水面,生意勃然。”

观八大山人的书画艺术,自然、凝练、含蓄,以禅入画,画面简洁,余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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