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五蠹（韩非子五蠹知识点总结）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看似与道家有本质不同，法家在政治哲学上属于强硬派，推行法治，强加君权，注重权势，积极进取；而道家在政治哲学上主张“以柔弱胜刚强”，推崇“无为而治”，提倡“以退为进”“知其雄，守其雌”等，擅长于以柔术取胜，可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却受到了老子的很大影响，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承继了老子的谋略思想，使其丰富了法家的理论体系，韩非思想中的老子思想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老子的“道论”和“道术”学说是韩非构建他的法、术、势法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
韩非画像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其祖上原为韩国贵族，后来韩家衰落了，至韩非时已下降为士阶层。韩非很有才识，他与李斯同是儒家的著名人物荀子的弟子，不过，韩非和李斯一样，都不是继承儒家的心性学说，而是更重视政治谋略，如果以儒家“内生外王”的理论来看，韩非和李斯都更重视发挥荀子学说中“外王”理论的方面，而非“内胜”方面。李斯后来成了秦国的名相，而韩非虽然在政治谋略方面很有理论成就，但在政坛上耍阴谋却没有李斯厉害，结果，韩非在秦国既没有能为韩国挣来有效的政治或战争有利资源，也没有能称为秦始皇的谋士，冤死于秦国狱中，成了客死他乡的冤魂。当然，韩非虽不善言辞、不够狡猾，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棒，他的法家思想是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具亮点的理论之一。史上有一说法，称秦王嬴政看到韩非的文章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大为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的法家谋略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时至今日，韩非法家思想依然很值得探索。
韩非与李斯（剧照）
第一，韩非将“法、术、势”理论系统化，把法家学说推向理论高峰。
法家的治国谋略集中体现在“法”“势”“术”三个重要理论方面。而商鞅、慎到和申不害分别是主张这三方面思想的代表人物，到了后来，韩非吸取了这三个人的思想，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首先，商鞅创立了以“法”为主要思想的法家理论。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推行变法，坚持法制第一，他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竭力推行革新政策。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而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检验了法家学说，而且也推动了法家理论的影响。他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慎到创立了以“势”为主要思想的法家理论。慎到在稷下讲学，传播法家学说，他强调“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在慎到看来，百官和民众皆要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处政必须绝对依法行事，因而，他强调“以死守法”，认为：“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此外，慎到还认为，“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他还认为：“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法是判断、裁定一切政策的根据。而君主依法，并掌握着法，因而，君主能要重“势”，也应该重“势”，重“势”为了重法，而且，君主仗“势”而行，才能有效执法。而君主一旦失去了权势，便失去了威望，也就很难执法了。
再次，申不害提出了以“术”为主的法家管理谋略。申不害在在韩国当丞相，他辅助韩昭侯推行改革，他的思想特点是把“术治”和“法治”结合起来，以“术治”来加强“法治”，在申不害的辅佐下，韩昭侯使韩国国治兵强，特别使贵族特权受到限制，民众生活得到改善。
申不害强调在“法”下用“术”，法是公开的，而“术”是君主的专有的统治权谋，它藏于君主心中，是驾驭臣下的秘诀，因而是秘密施行的。在申不害看来，君王要“操杀生之柄”，并且，将“阳术”与“阴术”并用，既要对臣下进行督促，又要暗中对臣下进行督查和防范。
最后，韩非子把法家的管理谋略系统化。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三者糅合为一，强调君王要以法制民，以势立威，以术驭臣。他将法治理论系统化，把法家学说推向了先秦时期的理论高峰。
韩非认为，君王应当在万变局势中权衡利弊得失而作出抉择，依法而治，并结合权势和权术来统治天下。他说：“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子·八说》这就是说，结合法、术、势，权衡利弊，果敢行动，这才是君王治国的有效手段。关键在于，韩非把法家这些理论系统化，将其统一从老子的“道学”拿来继承来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
老子像
第二，韩非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将其作为法家法哲学的理论基础。
韩非继承了《老子》思想，在《韩非子》一书中，可以看到不少与老子相似的观点。韩非著有《解老》和《喻老》等著作，他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马王堆帛书有“道生法”的说法，这表明，法家思想来源于道家，而韩非继承老子的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传播得很广的“人君南面之术”，本来被称为是老子的权谋思想，而这一思想后来被被韩非发挥成了冷冰冰的法家权谋。而更重要的是，韩非的法哲学理论便是直接来源于老子的“道学”。
首先，韩非站在法治立场上改造老子的道学理论，将其作为法家论“君道”的理论基础。在韩非之前，就有“君道”论，比如，慎到就谈到了“君道”问题，慎到说：“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慎子·君人》）他又说：“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逸文》）这是强调君王要依法而治，以法为统治的依据。韩非吸取慎道关于“任法而弗躬”和“事断于法”的思想，主张君王应坚持“法度”，将“法”作为治国的第一准则。与此同时，韩非积极吸取了老子的思想，与老子一样，主张君王应该“无为而治”，他强调：“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杂》）表面上看，这与老子主张是一样的，而实质上，韩非所主张的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君王才能“无为而治”，这就是他所指的，以法而治，所以“君无事”，而臣下要根据律法来处理政务，所以，“臣事事”。就是说，依法而治，便能“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因而“无不治”，这才是“治之正道然也”。
其次，韩非吸取了老子的“虚静”理论，将其理解为“君道”统治策略。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断事物是与非的标准，而且，道在本质上是虚静的。韩非吸取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强调，君王要以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虚以待物，而且，只有能以虚静待人待物，才能知真相，知善恶，掌握统治的主动权。他韩非看来，君王在处理政务时，应不动声色，让事物和人显现出真实状态，才能识其真面目，以便顺其本质而处事。
比如，在处理朝政时，君王不要表露自己的欲望，静观其变，如此一来，大臣们才会不加掩饰地显露真实状况，君王处理政务才能落到实处；而如果君王暴露自己的意图，大臣们便会尽力以伪装来逢迎，到时，君王便很难明白真相，处事也不可能得当。其实，这就是说，君要以虚待之，使臣能露其真相。
《大秦赋》韩非剧照
第三，韩非将老子的“绝圣去智”观念改造成为以法治来排斥其他思想观念。
在老子所生活的时代，礼乐在崩塌，战国频繁，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对此，老子认为是不理想的，而儒家等主张仁义道德，老子认为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灾难，反而对社会正道更不利了，因而，提出了“绝圣去智”的观点，他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德”（《老子》65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19章）。
《老子》第65章提出了治国不能使民智巧心机，而应使民淳厚朴实，他说：“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就是说，古代善于推行“道”的人，不是教导人民知晓智巧心机，而是教导人民淳厚朴实。人们之所以很难治理，是因为他们智巧心机太多。所以用智巧心机来治理国家，将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不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福气。了解这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就是认识了治理的法则，熟知这一法则，便是达到“玄德”境界。只有复归纯真朴实状态，那才是真正的大治。
老子的这种去除智巧心机的观点被韩非改造成了一种文化思想专制的观点，老子是想让民众回到淳厚朴实状态，在他看来，这才是大治，而韩非不同，他是想以法规来限制人们的思想，只准知法守法，不能有其他与法治相抵触的思想观念。
老子要的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状态，他将其描绘得成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
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80章)
老子欣赏的是民众的单纯质朴心态，是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是没有任何奸巧诈伪的交往，是没有智巧心机，返朴归真的状态，而韩非就不一样了，他要的是依法“禁心”，是违法之学尽皆禁绝。
韩非主张用法来规范人的思想，他提出：“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辨》)，在他看来，防备奸佞之法，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人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即使人无思无欲，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肉一般。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根据这一立场，韩非认为除了法家学说之外，其他各派的学说皆是要禁止的，他将当时的儒家、墨家等视为思想大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他抨击儒家为“帮之蠹”，是导致国家覆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儒学还在，国家就很难逃过灭亡的悲剧。他强调一切无用之学（指儒家、墨家等），完全禁绝，以法为教；先王之语也不要了，以吏为师。他说：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韩非子·五蠹》)
韩非的这种学术政策显然是非常极端的，有人认为，秦始皇之所以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与韩非的这种思想策略是有关的，韩非排斥其他学派的学说，唯法家都尊，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愚民政策，而秦始皇实施了这一政策。
韩非坚持维护法家一家独大，排斥其他学术派别的思想，这是一种专制的文化思想政策，而这专制君王所喜欢的，因而成了君王专制的一种理论政策。
只是，韩非在继承老子思想时，把老子的思想歪曲了，老子要的是单纯质朴心态，是顺其自然的态度，是杜绝心机和奸诈；而韩非却将其改造为唯法家思想为尊，极力排斥其他学派的学术思想，凡是被认为与法家思想有抵触的，皆视为该禁绝的。
第四，韩非把老子“反者道之动”等策略方法发展为帝王权谋， 这是对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的改造，变成赤裸裸的政治权术。
“反者道之动”既是老子用来描述“道”的本然运行特性的基本方法，当然，老子也以之来阐述道家谋略的基本方略，是道家的“智术”。
《老子》第34章有一段话说：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指“道”作为自然而然运行的本然实在，它的运行特性就是向自身回归，返回其本原实在；二是指守弱是“道”的基本功用，万物生于弱而死于强，守弱才能图强；三是宇宙万物皆是因其实在性（有）而得以显现（生）的，而实在性是由其本原性，即“无”所决定的，“道”作为“无”，它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是“有”，“有”生于“无”。
老子将这一原理用于道家谋略，因而，在第36章，老子讲到了“柔弱胜刚强”的一系列方略：“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
首先，韩非将老子的这一道家“智术”改造成了帝王权谋，演化成一系列君王如何驾驭臣子的策略。比如，韩非认为，君王要巩固权力，首先要断绝臣子对权力的向往，不能让臣子有对权力的渴望，就是要去臣子的“权力欲”。此外，君王要有效防止身边出现奸臣，因为奸臣会趁君王犯错时钻空子抢权，所以，君王要遣散奸臣的党羽，捕捉其余孽，分化其帮凶，使奸臣没有实力篡权，然后将其除去。
其次，韩非提出，睿智的君王，要避免五种“堵塞”状况，防止臣子篡权：一使避免让臣子封闭消息来源；二是避免让臣子控制了财产；三是避免让臣子培植党羽；四是避免让臣子私施恩德；五是避免让臣子发号施令。只有这样，君王才不会被蒙在鼓里，不会被架空，不会被夺去财权，不会失去施恩臣下的条件，不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韩非说：“自胜谓之强。自见之谓明。”（《喻老》）
其实，韩非的这一套君王对臣下的控制手段，是强调君王要牢牢掌握权柄，因为君王权力是控制政局的核心手段，失去权柄，将会被架空。韩非这一套权谋方略是反用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方法，将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固予之”等道家“智术”改造为法家的“必自固之，不许取之”，极力强调君王要牢牢握紧权柄。
再次，韩非提出了君王应善用七种“驭臣之术”：
一是从各方面参验、观察臣下，察看其是否忠诚；
二是以惩罚来显示君主的威严，树立起君王权威；
三是对尽忠报国的臣下应兑现奖赏，鼓励其上进；
四是倾听臣下意见，督促他们行动；
五是要发出可疑的诏令，以智谋来驱使臣子；
六是明知是事实却故意考问臣子，考验其真诚与否；
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来刺探臣子，考验其是否忠君。
总之，韩非改造了老子的道家“智术”，使之成为法家的帝王权谋，成了赤裸裸的君王“统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