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举例并分析(经济类型)

经济类型(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举例并分析)

定上层建筑。"中国的农耕文明,诞生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进而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家族本位的独特家国文化。而西方的商业文明,则打破了家庭的生产方式,以城市为据点,出现了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中西方,经济类型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文化秩序。

家国和城邦,不同的经济类型,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

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的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的家庭生产模式,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如此一来,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对于生产的技术,生产的组织,等等都不会有革新的需求。如此一来,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就在中国的社会中得到了长期的保留,并因此形成了宗法社会,以及家族本位的宗族文化。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身。

家国和城邦,不同的经济类型,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

1,家,在中国是集诸多功能为一体的社会单元

其实,放眼中西方,"家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单位。只是,家庭,和家庭的延伸家族,在中国的社会中有着其他文明中,绝对不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家,在中国社会,不仅意味着人和家庭的结合,也不单意味着人们为了繁衍后代而组成的夫妻。更是一种集血缘继承、婚姻结合、生产经营、社会教化等等 ,多功能集于一体的社会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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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第一重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很明显与上文提到的宗族社会密切相关。在宗族的社会下,人与人之间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形成了父系传承的血缘系统,以及世代相传的家族集团。在这个家族集团下,嫡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都为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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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形成了"族""房"等宗族分支,以及"五服"这样的亲戚网。而紧密的宗族社会下,又形成可安土重迁的观念,中国的家族,往往是扎根于某地,在此一直繁衍后嗣,聚族而居。一村、一寨,都是同姓,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甚至,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官和乡绅的政权、绅权相结合的加强型宗法统治。如此,中国形成血缘与地缘相互扭结重叠的特殊社会结构。可,宗法社会下的中国有哪些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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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天下"的宗主统治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夏代开始就是"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之后,历代的帝王,都称自己为"天子",同时,还"奉天承运"将自己,定为天下臣民的君父,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长自居,百姓是子民,天下是私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西周时期,天子甚至将土地,按照和自己血缘的亲疏,依照"嫡长子继承制"和"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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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左传》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从此开始,国家内部,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家国内部,大宗和小宗的关系,随着分封,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结构。《汉书》讲:"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子父。"皇位的继承,都是在一个家族的传承,就算是历代皇位继承时,时有争斗,也是皇家家庭内部的争斗,天下系于一家一姓,这也是宗法关系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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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君如事父"的忠孝原则

但是,在以血缘关系至上的中国封建宗族集团中,用来维护内部秩序的工具,却是——道德,而这种道德最典型的道德要求就是"孝道"。其中,"孝道"更是维系家庭中国长幼尊卑,体现家庭对个人隶属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孝道",在以伦理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中关系重大。圣人孔子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也。"以及谚语"百善孝为先",都是孝道对中国社会重要意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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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孝道"的根本原则,就是"父为子纲",要求子女对父亲绝对的服从。甚至子女对父母的敬畏程度要到放弃自己独立人格、生命的地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比如,秦朝时,赵高扶立胡亥时,就假借秦始皇的一道诏书,直接引得公子扶苏拔剑自刎。可见,父命的威严,也延伸到了政治层面,成了绝对的权威主义,在后来更是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的观点,要求臣民们在对待君王时——移忠作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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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很明显,是家国同构下顺理成章地推演出的君与父同伦,"父为子纲"延伸为了"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个人对于国家和社会应该担负的责任,在中国变成了对家长权威,无条件遵从的伦理义务,进而延伸到了臣子对君父的服从。这种思想,也造成了古代社会的专制主义,以及重社稷,轻科学,政治统帅一切的官本位文化,以及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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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一统的专制政体

而在孝道的加持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国君以万民之父的身份,君临天下的大一统专制体制。国君成了行政、立法、军事指挥、司法、监察、录用官员、文化道德、倡导决裁,等诸种权利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比如,历史上有能力的皇帝,都是能够监听万事、独揽朝纲的人。就连执行皇帝意识的官僚制度,也可以随着皇帝的意志而不断进行改变,比如朱元璋废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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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是以君主的喜好为发展方向的。汉代,汉恒帝喜欢佛教,于是佛教进入中国,和黄老之教并重。可,唐代的皇帝们,却尊崇道教,于是道教迎来新的生机。如果,帝王喜好赋,则赋兴,如果君王喜好诗,则诗旺。就连科举制,在唐代后也是君主们规范思想的一种手段。甚至,武则天还自己撰写了《臣轨》。再加上历代文字狱的恐怖,中国封建社会彻底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种体制,维护了封建帝王的权利,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彻底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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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欧洲城邦国家

与中国的"家国社会"不同,西方历史的关键,是城邦。而,城邦是一种规模有限,却高度独立自治,并能得到其公民的最高忠诚度的政治构成。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希腊半岛上的特殊多山地理地形和经济面貌有关。自然地形和靠海为生的经济面貌,形成了希腊的商业文明,它以城市为据点,出现了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并且,它的影响范围直接扩散到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近代政治制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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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邦,是希腊文明最具特色的政治社会单位

而西方的城邦文明,形成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各地开始建立起独立的城堡,导致不同的氏族开始向城市聚集,并建立起管理各部落共同事务的行政部门,如此一来,希腊文明最具特色的政治社会单位——城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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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以独立的城市为中心,然后向城市附近的乡村辐射。更重要的是,这样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形成了欧洲以工商业为重点的经济模式。因为,欧洲多山的地形,使得欧洲没有足够的耕地来养活人们,以当时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为例,斯巴达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城邦,土地面积在当时属于很大了,其土地面积约有3000平方公里。可是,当时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已经高达4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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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人口,仅靠着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产的粮食,如何够?于是,欧洲爱琴海流域的人们,开始依靠丰富的海洋资源,进行海洋贸易。但是,各个城邦的人口,是会不断繁衍的,如此一来,只要城邦的人数到达一定数量,就会有人口外移的现象发生,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城邦的生活资源,不能养活过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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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洲依海为生的商业文明,导致人们只需要另找靠海的地域,重新建立新的城邦就好。比如,希腊人,就在爱琴海诸岛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移民城邦,欧洲后来如此喜欢建立殖民地,也与此传统有关。而爱琴海流域的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扩散并影响到整个欧洲,也是因为移民和殖民地的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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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流动,导致全新的社会组织取代了原有的氏族体制

而如此多的移民现象,直接导致欧洲原本的氏族文化遭到冲击。因为大的人口迁徙,所依靠的交通方式,只会是海路,而欧洲当时的船只不会很大,不可能将整个氏族,都带去开辟新居住地。如此一来,去往开辟新居住地的人们,则会是来源广泛的各族人。而当居住地又不够居住时,又会再次发生迁移现象,所以,整个欧洲城邦文明,都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移民。而这样全新的社会组织,直接取代了欧洲原有的氏族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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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大量的移民现象,使得欧洲各个城邦的人来源复杂,这样不同种族的混合发展,使得城邦居民们宗族血缘的意识非常的淡薄。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梭伦根据此制度,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原本雅典的居民,是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等三个阶级的,而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则只有贵族可以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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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的移民文化下,梭伦进行了改革。他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另外,还设立了400人会议,使得平民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而这样新兴政治制度的确立,不仅重新确立了城邦的治理方法,更重要的是直接促进了城邦经济的迅速繁荣,也让西方政治制度走向了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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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邦制度,促生了欧洲民主政治体制的建构

城邦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比如,在欧洲的城邦建立之初,原本氏族社会的制度还有所保留,但是,城邦的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比如,原本的权利,大多在贵族会议、或者由贵族选出的执政官手中,上文提到的公民会议则是无足轻重的存在。这是因为,早期的欧洲政治,是以维护世袭的贵族利益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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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移民的出现,和欧洲商业文明的发展,使得欧洲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通过武力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贵族的独裁统治。一些城邦开始,进行政治改革,上文提到的梭伦改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公民的等级,依靠经济能力,被重新区分。公民大会也有了一席之地,400人会议被升为常设机构,取代了原本贵族会议的部分权利。梭伦改革下,还规定了每个人所占土地的限额,有效规避了地主的产生,使得原本的下层民众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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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并随着雅典文化向欧洲大陆的散播,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之后,经过克里斯提尼的再次改革,到了欧洲的伯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制达到了顶峰。除了十将军委员仍然由公民投票产生,其他的公职,则完全由抽签选举,而且每一位公民都有选举权,甚至是贫困的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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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全盛时期,还是有妇女和奴隶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并没有得到实现。而雅典的民主政制,最可贵的一点,是用法律的方式,确保了个人的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这种以经济财力来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式,也影响带了欧洲的思想文化,与中国皇帝决定思想文化的发展不同,欧洲由新兴的市民阶层决定,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歌剧的内容,就是建立在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下。而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是后来欧洲三权分立的来源,更是欧洲契约文化的最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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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不同政治结构、文化秩序形成的原因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的集团意识、家国观念,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大量的可耕地和适宜的气候,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农耕文明的形成,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形式。这种耕作方式,一个家庭就可以完全运转的开,在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就不会有需求。所以,中国的社会中,长期存续了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宗法社会,以及家族本位的宗族文化,甚至影响了后世的专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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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洲因为多山的地形,使得可耕地的面积非常有限,这为欧洲商业文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之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模式,使得大量的移民现象发生,形成了欧洲的城邦制度。而城邦中大杂居的民众来源,直接冲击了欧洲原本的氏族统治,人们开始以经济条件来重新定位阶级,形成了欧洲民主政治,和重视契约的精神文化。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中西方的不同经济形式,而不同的经济类型,又影响了中西方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实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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