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一小（林东第一小学）
林东启文学校是1928年初夏在内蒙古巴林左翼旗林东镇建起的一所小学校，是由当时林东街富商马真吾最初筹建的。林东启文学校的建立、发展，对于巴林左旗的教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三个时期，七改校名，初心未改
林东启文学校是一个办学不到20年的学校（1928年——1946年），它虽然校龄不长，但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民国、伪满洲国以及抗战胜利和解放初期。校名更是更改频繁，先后竟达七次之多。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28年）初建校时，称“林东街初级小学校”（蒙汉合校）。1930年增设高小班后称“林东街初高两级小学校”。1933年日寇侵入林东街，第二年（1934年）蒙文班分出到北山成立“林东街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原校改称“林东街第二初高两级小学校”，简称“第二校”。1938年，伪满实行了“新学制”，学制为“四·二”分段制，初小阶段（前四年）称国民学校，高小阶段（后二年）称国民优级学校，一校二名，挂两个牌子，“第二校”改名为“巴林左翼旗公立启文中心国民优级学校”和“巴林左翼旗公立启文中心国民学校”。通称启文学校。1945年8月，日伪垮台后，学校停课，10月林东启文学校恢复，1946年6月改名“林东第一小学校”，9月改名为“林东第一完全小学校”。
启文学校东排教室照
启文学校建于中华民国时期，那时的林东还是一个与近代文明相去甚远的地方。一些有志之士马真吾、王藩等人，就抱着“创业垂统”之雄心，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下，办起了巴林草原第一所公办小学校，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学校刚刚发展了五年，日寇的铁蹄就踏上了巴林草原。学校在殖民统治下，开展了“奴化教育不奴化”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性质的特殊教育，即在日本奴化教育高压下，采取迂回策略，避实就虚，表面应付，实则依然故我，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十多年来，这所学校在逆境中，竟奇迹般地发展起来，成为塞外巴林草原一所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学校。学校规模之大，学生之多，教学质量之高，在当时都是一流的。为巴林草原，为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
中华民国时期（1928——1933）
巴林左翼旗于民国六年（1917年）与右旗划分旗界。民国七年（1918年）开始放垦，到1927年，全旗汉族人口达五、六万人。由于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又是初垦，文化教育极为落后。没有公办学校，只有极少数私塾。百分十九十五以上的学龄儿童不能接受适当的教育。那时，林东地区的田赋尚未开征，办学没有经费，然而有些有志之士开始酝酿办学。1928年，林东设治局在知名人士马真吾等人的督促下，几经协商，决定在林东街创建公办小学一处。
马真吾
由设治局长苏泽民提名，绅士推举，责成师范毕业的马真吾为办学筹委会主任委员。于是，马真吾组织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借海林贝子庙（善庆寺）僧舍作校舍，募集经费购置桌椅、黑板等教学设备，到外地招聘教师。设治局任马真吾为首任校长，又由校长聘请王藩为学监（即教导主任）。
王藩是年正任建平县中学学监。他毕业于天津甲种水产学校，曾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读书二年，是当时罕有的大专生。王藩应聘来到林东后，协助马校长共商办学大事。他们给林东第一所公立小学定名为“林东街初级小学校”，接着开始了各项具体工作。
首先，聘请老师。最初招聘的教师有精通四书五经的老先生马德良、马子田、石镜秋，毕业于赤峰中学的包杰民、孙芳野、李文郁，以及毕业于开鲁中学的吕若愚、李玉廷等人。
其次，筹措经费。那个时期的办学经费一部分来源于烟酒税的附加税（二成），到林东设治局支领，不足部分由学生家长和马真吾负担。马真吾自述：“我家民国十七年秋开办烧锅制酒，获利颇丰，随时可借垫给学校。民国二十一年我将校长职务交与王藩时，共计垫付银洋五千多元。”
王藩
接着，招收学生。当时招收了100余名学生，蒙、汉、鲜、回族学生都有，有一部分是住宿生。
开学前，真的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进行教职工分工、师生食宿、教学和学生管理、财务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各项工作终于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准备就绪。
1928年初夏的一天，巴林左旗第一所公办小学正式开学并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学后，学校进入正常的教学工作。1930年，学校增设了高级小学班，教师13人，有学生180余人。1931年，王逸伦应聘从赤峰来校任教。王逸伦是赤峰翁牛特旗人。1927年毕业于赤峰中学，毕业后在赤峰接官厅学校任教。1932年，马真吾任巴林左旗商会会长，王藩接任校长，马真吾与王藩共荐王逸伦为学监。
1932年，学校增设了蒙文班，同时开始招收女学生入学。聘请了原蒙文私塾老师李兴文（蒙古名陶格陶宝）、蒙和巴亚尔二人来校任教。李兴文教蒙文课，当班主任。当时招生很艰难，据马真吾回忆：“牧区的儿童要派劝学员去设法动员他们上学。蒙古族牧民不愿让孩子上学，说什么，我们老辈子没念过书，也牛羊满山坡。来了土匪用枪能打跑，用笔杆子能赶走吗？在这种情况下，让牧民交纳学费、伙食费就更谈不上了。为了动员牧民儿童入学，王藩校长一再向政府请示，方把牧民子女的伙食费、笔墨、课本等费用都由旗政府供给。”
王逸伦
初设蒙文班时，有些蒙生是家长强行遣送来的。王藩校长非常关心他们，安排了蒙文教师分管他们的学习、生活，膳食上分灶照顾，风俗习惯上给予尊重，使蒙族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校教育学生蒙汉族学生之间要精诚团结，互相尊重，共同进取。学校还决定，汉文班学生也学习蒙文蒙语，这样，一则适应地区发展人才需要；二则为蒙汉学生之间交谊铺平了道路。
1932年，王藩得知了北平蒙藏学院招生的消息，为了拓宽毕业生深造途径，就委托王逸伦带领十几名学生前往。王逸伦一行从林东出发，骑乘兼步行奔向北平。历经二十余天，学生们到达北京入了学。后来，王逸伦老师和部分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伪满洲国时期（1933——1945）
1933年二月，日军侵占开鲁，林东县长和民国驻军相继逃离林东。刘剑夫等人成立了维持会，三月，巴林左旗沦陷。这时，因时局混乱，学校停课近半年时间。学校设施因有王藩等人保护，完好无损。不久，在王藩、彭即吾等人倡导下，学校于八月开学上课。学校隶属伪满旗公署。开学时，一切照旧，王藩任校长，任文绰任学监，教师十多人，学生不足百人，仍使用原课本。只是教师工薪一时没有着落，暂由学生家长负担。
王藩校长和学生恭送童旺老师到乡村学校任校长纪念照（照片空白处为王藩校长，文革时被撕掉）
1933年，日寇侵入林东，林东这所公办学校亦受到奴化教育的威胁。日寇侵入巴林左旗初期，因为忙于建立伪政权，维护其他地方统治等大事，还无暇顾及对教育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王藩校长和老师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尚能照常进行，不久，伪民生部下令废止旧教材，使用伪满编的临时课本。初小一年级的临时课本《国语》中编写的内容极为庸俗浅薄，第一课竟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跳，小狗跳，大狗叫，小狗叫；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一跳。”教师们见到后，先是哄堂大笑，后是嗤之以鼻，有人竟将新课本摔在地下，吐上几口唾沫。课本虽然发下去了，但教师根本不理睬，依然教授原有的教材。日本人为了进行奴化教育，定期向学生宣读所谓的皇帝“诏书”，王藩校长念完即止，从未根据“诏书”内容而进行讲解过。
1934年春，开学后，伪旗公署下令将蒙文班从学校分出去，单独建校，命名“林东街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简称“第一校”），原校改名“林东街第二初高两级小学校”，简称“第二校”
学生卒业照
蒙文班分出单独办校后，日本人继续制造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就在1937年夏天，一次林东街中小学体育运动会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第一校在日本人唆使下，体育老师冒充学生运动员下场比赛，获得了好成绩，第二校师生提出了异议，并与日本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有的学生上台提出意见，主持运动会的金翻译不但不给解决，反而蛮不讲理地训斥学生，说学生捣乱，并坚持把奖旗发下去。这就引起一场激烈冲突，学生被激怒了，撕毁了手中的满洲国小旗，手执旗杆冲进会场评理。王藩校长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愤愤地说：“真是欺人太甚，豁出我这个校长不当了，也要找他们评评理。”他到台上，向金翻译提出抗议。王校长理直气壮，义正词严，问得金翻译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他这一举动振奋了全体师生和广大群众。伪参事官见事不妙，急忙宣布，成绩作废，不发优胜旗了。因王藩在这一事件中冲撞了日本人，所以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被日本人列入“知名者录”和“战争妨害者名录”。事后，王藩又主动找第一校校长，进一步揭露了日本人的阴谋，从而化解了两校之间的误会。
1938年——1945年启文学校平面示意图（白鹤章忆绘）
1938年，王藩校长开始向当地士绅和学生家长募捐，向伪旗公署写报告，争取建筑经费，改建和扩建学校校舍。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贝子庙旧址建起了一座布局合理、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学校。此时，在校生270余人，高小两班，70人，初小班，200余人。当时林东启文学校的毕业生成绩特别优秀，是西拉沐沦河以北各校中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通辽、开鲁、赤峰、林西等国民高等学校争着招收林东启文学校的学生。
1939年，王藩为学校题写校训“诚敬恒朴”，镌刻在石碑上，立在正对校门的花坛中。用意是勉励学生要诚实为人，尊敬师长，学有恒心，俭朴生活。
1940年，启文学校进一步扩大，在校生710人，教职工25人。
1944年，第11期优级毕业生又重新刻碑赠校，碑文改为“诚敬忠爱”。“诚敬”仍取原义，“忠爱”则是爱国尽忠之意。
启文学校1944年所立石碑（现存于林东三中院内）
正面碑文：诚敬忠爱
反面碑文：林东启文学校优十级刻赠 康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1945年的启文学校得到了大发展、大跨越。此时，学校拥有23个教学班，在校生达1300多人，住宿生200余人，任课教师40余人。
1945年8月，日伪垮台，8月10日，日本参事官率日本人逃离林东。启文学校宣布不定期放假。这一天，伪旗公署河大烟组合被林东群众捣毁，启文学校学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抗战胜利和解放初期（1945——1952）
1945年8月13日，林东维持会成立。王藩担负起看守学校的重任。在他的积极维护下，启文学校虽经历史变故却未遭到损毁。
1945年10月，王藩校长召集部分教师和学生家长召开了关于学校复课的座谈会，会上形成了尽快复课的统一意见。会后，王校长向维持会请示学校复课事宜。不久，学校复课。经过努力，王校长请回10名教师，办起了两个初高小复式班。当时有百余名学生。同时，应学生的要求，免费办起了一个中学补习班，吸收了林东街里国高未毕业和部分国民优级毕业生入班学习。当时，王藩校长和老师们反复商量，准备增加初级中学班，将来在林东开办一所初级中学。
1945年11月，巴林左翼旗政府成立，启文学校归旗政府领导。
1946年5月，八路军进驻林东。6月27日，依据林东行政委员会命令，启文学校改名为“林东第一小学校”。王藩被任命为校长。统一教育方针，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
启文学校方位平面图（1980年情况）
1946年，学校规模扩大，学生、教师增加。设立了高小班。9月，校址扩大，在原有的校园基础上，将伪满时的日本小学（在满小学）、伪满旗公署、法院和朝鲜小学（育英小学）扩展进来，校园增加了一倍多，有班级10个，学生400人，教师16名。
据不完全统计，启文学校先后培养了一千余名学生。其中有数百人后来成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农艺师、畜牧师等高级学术、科技人才；还出现了县处、市地、省部级领导干部。这些人的成长、成才，与启文学校息息相关。可以说，启文学校为他们日后的成材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这一点看，启文学校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纵观这所学校的整个发展历程，确实令人钦佩。创业者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往无前的办学毅力， 临危不惧、处世不惊的气概，不但教育、影响了当时的一批人， 对今天的人们，也起到激励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