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3年，蒙古会约南宋为同盟，共同攻打金朝。根据约定，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归还给南宋。次年，灭掉金后，蒙古却会毁约了，反而以南宋“败盟”，出勤不出力为借口，出兵南侵。从此揭开了蒙古侵宋四十年长期战争的序幕。

南宋与蒙古结盟灭金，可以说是南宋这只老态龙钟的“绵羊”，送走了已至暮年的金这只“老狼”，却迎来了正值壮年的蒙元这只“猛虎”。

1236年出生的文天祥，就是南宋末期抵抗蒙元这只“猛虎”南侵的著名人物，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让文天祥这个宁死不做亡国奴的爱国英雄变得家喻户晓。

文天祥(1236年-1283年)，江西吉州庐陵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

比文天祥大20岁的忽必烈，则是大蒙古国的可汗，也是灭掉大理、南宋等政权后统一全国的元朝开国皇帝，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局面，推动了国家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功不可没。

正因如此，文天祥和忽必烈这两个在宋元战争中互相对立的人物，他们兵马相见，如同水火。对立的结果是，文天祥于1282年被忽必烈处死了。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后世关于他们二人的评价，长期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主要是关于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蒙古贵族发动的消灭大理、南宋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文天祥是在正义的民族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应该评为民族英雄；而忽必烈则是发动非正义战争的蒙古统治者值以及，不能评为民族英雄。

也有人认为，宋元进行的战争是中国内部民族之间的战争，忽必烈是统一全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评为民族英雄；而文天祥则对抗统一，维护已经腐朽的南宋王朝，不能评为民族英雄。

这两种观点，把宋元战争时期的文天祥和忽必烈两个人物完全对立起来，肯定一个就应否定另一个，这样的评价合适吗 ？那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呢？

忽必烈时期宋元战争的性质变化

公元1235年开始，元太宗为首的蒙古贵族发动南下入侵宋朝的战争，在战争初期战争性质是非正义的。

蒙古军队初入中原之时，兵锋所至，“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之后，再继续南下抢掠。对土地和人民则不加经营，“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对汉族人民也认为“无所用，不若尽去之”，“国家有制，城拔必屠”，要把汉族人民砍尽杀光，军队所到之处，蒙古吏卒“以杀为嬉”，“无分老幼尽杀之”。

可以看出，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并没有把占有土地和人民、统一整个中国作为主要目的，而是掠夺财富，满足经济上的贪欲，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到处烧杀抢掠，满足经济上的贪欲

近现代革命家斯大林曾把战争分为“正义的、非掠夺性的、解放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两种。蒙古南下之初发动的掠夺性战争，毫无疑问是属于非正义的战争。而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

然而，这种战争性质到了忽必烈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

• 首先，忽必烈统治时期已经把统一整个中国作为主要目标了。

公元1260年，忽必烈夺得蒙古汗位时，蒙古已经灭掉了西夏、金、大理等政权，全国只剩下宋、蒙两个对峙的政权，并且打打停停，人民受战争之累，生活颠沛流离。这种分裂的残局，使得人民十分渴望统一，希望求得一个和平的环境以生存。

忽必烈继位以后，宣布要“务一万方”，就是要灭掉南宋，统一全国，收拾政权对峙、分裂的残局。但忽必烈为集中精力镇压内部叛乱，巩固自己的统治，先表示要遵守1259年同南宋的奸相贾似道签订的和约，派遣使者到南宋洽谈和好问题。又同宋在襄樊以北开放互市，宋、蒙人民之间曾一度建立了和平交往关系。但由于贾似道害怕自己背着宋朝廷签订和约的事情败露，便扣留了蒙古派遣到宋的使者，促成了蒙古的一些大臣以此为由，请求忽必烈出兵南伐。

于是，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诏：

朕即位之后，深以战戢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送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和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既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秋高马肥，水路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

这实际就是灭掉南宋，统一全国的皇帝动员令。可是，后来忽必烈因为忙于稳定内部局势，并没有举兵南伐。

稳定内部局势后，诸多蒙古大臣请求南伐，包括南宋的降将刘整也向忽必烈建议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

这样，忽必烈为争取民心，再次以南宋扣留使者破坏和议为由，动员包括原北宋的军民参加灭南宋战争，并于公元1267年发动了灭亡南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战争。

• 其次，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停止了掳掠和滥杀。

早在忽必烈征大理时，大臣姚枢就向他说：“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所以忽必烈征大理是“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继位之后，更下令禁止蒙古军“以民田为牧地”，“毋得妄加杀掠”等。

1275年，蒙将伯颜率军进攻南宋，“所至鸡犬不惊，四民晏然”，攻下临安之后，“奉扬宽大，抚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1276年，蒙将阿术率军下扬州、泰州，“申严士卒，禁暴掠。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即斩以徇”，“塔里赤领军至福建，所过秋毫无犯”等，从多则史料可以看出，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停止了滥杀，这与以往主要是掠夺财富、滥杀无辜的战争是不同的。

忽必烈时期的蒙古军队，军纪严明，基本上停止了杀掠

• 再次，忽必烈进行统一战争时期已经建立了各民族上层分子的联合政权。

忽必烈继位后，在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不仅在经济制度方面逐步采用“汉法”，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开始“遵用汉法”了，他们仿照汉制建立了一套统治机构。如中统元年（1260年）他刚继位就设立了中书省，接着便建元“中统”，又立十路宣抚司等；中统二年（1261年）又设立了劝农司；至元元年（1264年）建都燕京，确立行省制度；至元五年（1268）设立御史台；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等等。这套行政机构基本上采用了汉族的一套官僚制度。

另外，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实现统一，特别注意使用汉人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尤其是拉拢汉族的文臣武将。汉族的文臣不断来到忽必烈身边，为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忽必烈接受了汉族的一些礼仪，逐步采用了“汉法”，开始注意用儒家思想去统治人民。同时，忽必烈又“选儒士编修国史，详写经书”，立蒙古字学、国子学，学习汉族文化，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等等。

可见，这时候的元朝政权不单单只是蒙古政权了，而是蒙、汉及各族上层分子的联合政权，尖锐的民族矛盾逐步削弱，阶级矛盾开始上升，越来越具有资格去统一全国了。

换句话说，忽必烈时期宋元战争其实已经变为是国内的统一兼并战争了。

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天祥是在宋朝极端腐朽、忧患无穷、元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起兵抗元的。虽然他在抗元斗争中没有取得多大的军事胜利，但是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蒙古大军兵临大宋国都临安城下

• 首先，文天祥抗元斗争的目的是要保卫南宋政权，“以图兴复”。

文天祥关心国家的兴亡，对当时宋朝的腐败无能而忧心忡忡。1259年，正当蒙军加紧进攻的时候，他依然向宋理宗上书提出改革时政、匡时救世的主张。之后他历任刑部郎官、瑞州知州、赣州知州等官职在任地方官时都能够改革当地弊政，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农桑，有效治理当地的混乱状况。这都说明文天祥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1275年，在元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他变卖家产作为军饷，应诏起兵勤王，开始勇敢地战斗在抗元斗争的第一线上。但从文天祥一生刷新政治、改革弊政的主张可以看出，其所保卫的并不是宋朝腐朽的部分，而是期望抵抗胜利后，宋朝廷能对政治实行改革，发展经济。换句话说，其目的就是保卫宋朝，通过改革以图兴复大宋。

但只能说由于时代的局限，那时候的文天祥还不能把蒙古族看成是中国大家庭的其中一员，把元朝的统一战争看成是对宋朝的侵略。因此，把文天祥保卫宋朝看成是爱国行为，属于是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 其次，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迫使元朝统治者逐步改变杀掠政策，使经济和文化免遭重大破坏。

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实行了野蛮的农田变牧场和屠城灭邑的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中原军民纷纷掀起抗战斗争，以死坚守。中原军民的顽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蒙古统治者，虽未取得多少军事胜利，却迫使蒙古统治者不断地改变野蛮的屠杀政策。如金朝亡后，“秦巩等二十余州连岁不下”，后来“许以不杀，……皆开门出降，……山外悉平”。

到忽必烈时期，虽基本上改变了杀掠政策，但仍残存不少落后的做法。如蒙将阿里海牙下静江就进行了屠城，拔常州亦“屠其城”，但许多具有政治眼光的地主阶级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就是屠城掠杀“是坚其效死之心也”，越是掠杀就越是坚定南宋军民顽强抵抗的决心。

1259年，南宋降臣宋子贞向忽必烈说：“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郝经也曾分析说：现在“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因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等等，都提出南宋久攻不下，主要原因是缺少“仁德”。



仁德

降臣们不断向忽必烈建议禁止杀掠，并以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话，告诫忽必烈不要以杀人为嗜，天下才能统一。在南宋军民不断反抗的斗争形势下，元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不进一步改变杀掠政策，要想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由于文天祥等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元朝统治者不断改变原来杀掠的落后政策，才使经济和文化免遭重大破坏。

• 再次，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表现出了民族的忠贞气节。

1275年，蒙军兵临首都临安城下，太皇太后被迫下“哀痛诏”，号召各地勤王。这时南宋的文臣武将，不是准备逃跑，就是准备投降，“无一人一骑”响应，只有文天祥变卖了家产充当军饷，组织了万余人的勤王军，应诏勤王。临行时，好友曾劝他说：“今大兵（指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不听劝阻，愿“以身殉之”，率勤王军杀上了抗元斗争的战场。

后来文天祥被派往元营谈判被扣留，直到南宋都城临安陷落、皇帝被掳后，他才从镇江逃脱，来到福建又组织了一支督府军，转战于赣南、闽西、粤东一带，曾取得“雩都大捷”，一度使赣南、粤东的形式稍有转机。

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被俘后，南宋降臣张弘范曾劝他说：“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伯颜手下的大将唆都也说：“丞相在大宋为状元丞相，今日为大元宰相无疑”，都用高官厚禄来劝诱文天祥投降，其却丝毫不为所动。

后来，忽必烈亲自来劝降，对他说：“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

文天祥却回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忽必烈又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

文天祥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劝降不得，又害怕“天祥出，复号召江南”，担心万一放了他再举兵抗元，便于1283年把文天祥杀害了。临刑时，他对吏卒所：“吾事毕矣”，从容就义，真正实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遗愿。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又把高官厚禄视作粪土，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充分表现了民族的忠贞气节，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综上所述，看可以看出，忽必烈时期的宋元战争已经变为了统一兼并战争，我们不能要求其停止战争，不去收拾政权分裂的残局；也不能反对文天祥在保家卫国、以图兴复的大略，不让他抗元。所以忽必烈的统一全国和文天祥的抗元斗争都是不能否定的。

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迫使蒙古统治者不断改变杀掠的落后政策，保护了经济和文化；而忽必烈则能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不断改变落后的做法，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所以，可以说忽必烈统一有理，文天祥抗元有功，两个人在宋元战争中都为社会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应该同为各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即忽必烈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为汉民族的民族英雄，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而不应该肯定一个，去否定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