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公元1233年,蒙古会约南宋为同盟,共同攻打金朝。根据约定,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归还给南宋。次年,灭掉金后,蒙古却会毁约了,反而以南宋“败盟”,出勤不出力为借口,出兵南侵。从此揭开了蒙古侵宋四十年长期战争的序幕。

南宋与蒙古结盟灭金,可以说是南宋这只老态龙钟的“绵羊”,送走了已至暮年的金这只“老狼”,却迎来了正值壮年的蒙元这只“猛虎”。

1236年出生的文天祥,就是南宋末期抵抗蒙元这只“猛虎”南侵的著名人物,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让文天祥这个宁死不做亡国奴的爱国英雄变得家喻户晓。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1236年-1283年),江西吉州庐陵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

比文天祥大20岁的忽必烈,则是大蒙古国的可汗,也是灭掉大理、南宋等政权后统一全国的元朝开国皇帝,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局面,推动了国家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功不可没。

正因如此,文天祥和忽必烈这两个在宋元战争中互相对立的人物,他们兵马相见,如同水火。对立的结果是,文天祥于1282年被忽必烈处死了。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后世关于他们二人的评价,长期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主要是关于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蒙古贵族发动的消灭大理、南宋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文天祥是在正义的民族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应该评为民族英雄;而忽必烈则是发动非正义战争的蒙古统治者值以及,不能评为民族英雄。

也有人认为,宋元进行的战争是中国内部民族之间的战争,忽必烈是统一全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评为民族英雄;而文天祥则对抗统一,维护已经腐朽的南宋王朝,不能评为民族英雄。

这两种观点,把宋元战争时期的文天祥和忽必烈两个人物完全对立起来,肯定一个就应否定另一个,这样的评价合适吗 ?那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呢?

忽必烈时期宋元战争的性质变化

公元1235年开始,元太宗为首的蒙古贵族发动南下入侵宋朝的战争,在战争初期战争性质是非正义的。

蒙古军队初入中原之时,兵锋所至,“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之后,再继续南下抢掠。对土地和人民则不加经营,“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对汉族人民也认为“无所用,不若尽去之”,“国家有制,城拔必屠”,要把汉族人民砍尽杀光,军队所到之处,蒙古吏卒“以杀为嬉”,“无分老幼尽杀之”

可以看出,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并没有把占有土地和人民、统一整个中国作为主要目的,而是掠夺财富,满足经济上的贪欲,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到处烧杀抢掠,满足经济上的贪欲

近现代革命家斯大林曾把战争分为“正义的、非掠夺性的、解放的战争”“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两种。蒙古南下之初发动的掠夺性战争,毫无疑问是属于非正义的战争。而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

然而,这种战争性质到了忽必烈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

  • 首先,忽必烈统治时期已经把统一整个中国作为主要目标了。

公元1260年,忽必烈夺得蒙古汗位时,蒙古已经灭掉了西夏、金、大理等政权,全国只剩下宋、蒙两个对峙的政权,并且打打停停,人民受战争之累,生活颠沛流离。这种分裂的残局,使得人民十分渴望统一,希望求得一个和平的环境以生存。

忽必烈继位以后,宣布要“务一万方”,就是要灭掉南宋,统一全国,收拾政权对峙、分裂的残局。但忽必烈为集中精力镇压内部叛乱,巩固自己的统治,先表示要遵守1259年同南宋的奸相贾似道签订的和约,派遣使者到南宋洽谈和好问题。又同宋在襄樊以北开放互市,宋、蒙人民之间曾一度建立了和平交往关系。但由于贾似道害怕自己背着宋朝廷签订和约的事情败露,便扣留了蒙古派遣到宋的使者,促成了蒙古的一些大臣以此为由,请求忽必烈出兵南伐。

于是,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诏:

朕即位之后,深以战戢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送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和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既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秋高马肥,水路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

这实际就是灭掉南宋,统一全国的皇帝动员令。可是,后来忽必烈因为忙于稳定内部局势,并没有举兵南伐。

稳定内部局势后,诸多蒙古大臣请求南伐,包括南宋的降将刘整也向忽必烈建议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

这样,忽必烈为争取民心,再次以南宋扣留使者破坏和议为由,动员包括原北宋的军民参加灭南宋战争,并于公元1267年发动了灭亡南宋、统一全国的大规模战争。

  • 其次,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停止了掳掠和滥杀。

早在忽必烈征大理时,大臣姚枢就向他说:“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所以忽必烈征大理是“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继位之后,更下令禁止蒙古军“以民田为牧地”,“毋得妄加杀掠”等。

1275年,蒙将伯颜率军进攻南宋,“所至鸡犬不惊,四民晏然”,攻下临安之后,“奉扬宽大,抚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1276年,蒙将阿术率军下扬州、泰州,“申严士卒,禁暴掠。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即斩以徇”,“塔里赤领军至福建,所过秋毫无犯”等,从多则史料可以看出,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停止了滥杀,这与以往主要是掠夺财富、滥杀无辜的战争是不同的。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忽必烈时期的蒙古军队,军纪严明,基本上停止了杀掠

  • 再次,忽必烈进行统一战争时期已经建立了各民族上层分子的联合政权。

  • 忽必烈继位后,在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不仅在经济制度方面逐步采用“汉法”,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开始“遵用汉法”了,他们仿照汉制建立了一套统治机构。如中统元年(1260年)他刚继位就设立了中书省,接着便建元“中统”,又立十路宣抚司等;中统二年(1261年)又设立了劝农司;至元元年(1264年)建都燕京,确立行省制度;至元五年(1268)设立御史台;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等等。这套行政机构基本上采用了汉族的一套官僚制度。

    另外,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实现统一,特别注意使用汉人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尤其是拉拢汉族的文臣武将。汉族的文臣不断来到忽必烈身边,为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忽必烈接受了汉族的一些礼仪,逐步采用了“汉法”,开始注意用儒家思想去统治人民。同时,忽必烈又“选儒士编修国史,详写经书”,立蒙古字学、国子学,学习汉族文化,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等等。

    可见,这时候的元朝政权不单单只是蒙古政权了,而是蒙、汉及各族上层分子的联合政权,尖锐的民族矛盾逐步削弱,阶级矛盾开始上升,越来越具有资格去统一全国了。

    换句话说,忽必烈时期宋元战争其实已经变为是国内的统一兼并战争了。

    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天祥是在宋朝极端腐朽、忧患无穷、元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起兵抗元的。虽然他在抗元斗争中没有取得多大的军事胜利,但是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蒙古大军兵临大宋国都临安城下

  • 首先,文天祥抗元斗争的目的是要保卫南宋政权,“以图兴复”。

  • 文天祥关心国家的兴亡,对当时宋朝的腐败无能而忧心忡忡。1259年,正当蒙军加紧进攻的时候,他依然向宋理宗上书提出改革时政、匡时救世的主张。之后他历任刑部郎官、瑞州知州、赣州知州等官职在任地方官时都能够改革当地弊政,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农桑,有效治理当地的混乱状况。这都说明文天祥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1275年,在元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他变卖家产作为军饷,应诏起兵勤王,开始勇敢地战斗在抗元斗争的第一线上。但从文天祥一生刷新政治、改革弊政的主张可以看出,其所保卫的并不是宋朝腐朽的部分,而是期望抵抗胜利后,宋朝廷能对政治实行改革,发展经济。换句话说,其目的就是保卫宋朝,通过改革以图兴复大宋。

    但只能说由于时代的局限,那时候的文天祥还不能把蒙古族看成是中国大家庭的其中一员,把元朝的统一战争看成是对宋朝的侵略。因此,把文天祥保卫宋朝看成是爱国行为,属于是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 其次,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迫使元朝统治者逐步改变杀掠政策,使经济和文化免遭重大破坏。

    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实行了野蛮的农田变牧场和屠城灭邑的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中原军民纷纷掀起抗战斗争,以死坚守。中原军民的顽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蒙古统治者,虽未取得多少军事胜利,却迫使蒙古统治者不断地改变野蛮的屠杀政策。如金朝亡后,“秦巩等二十余州连岁不下”,后来“许以不杀,……皆开门出降,……山外悉平”

    到忽必烈时期,虽基本上改变了杀掠政策,但仍残存不少落后的做法。如蒙将阿里海牙下静江就进行了屠城,拔常州亦“屠其城”,但许多具有政治眼光的地主阶级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就是屠城掠杀“是坚其效死之心也”,越是掠杀就越是坚定南宋军民顽强抵抗的决心。

    1259年,南宋降臣宋子贞向忽必烈说:“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郝经也曾分析说:现在“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因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等等,都提出南宋久攻不下,主要原因是缺少“仁德”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仁德

    降臣们不断向忽必烈建议禁止杀掠,并以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话,告诫忽必烈不要以杀人为嗜,天下才能统一。在南宋军民不断反抗的斗争形势下,元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不进一步改变杀掠政策,要想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由于文天祥等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元朝统治者不断改变原来杀掠的落后政策,才使经济和文化免遭重大破坏。

    • 再次,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表现出了民族的忠贞气节。

    1275年,蒙军兵临首都临安城下,太皇太后被迫下“哀痛诏”,号召各地勤王。这时南宋的文臣武将,不是准备逃跑,就是准备投降,“无一人一骑”响应,只有文天祥变卖了家产充当军饷,组织了万余人的勤王军,应诏勤王。临行时,好友曾劝他说:“今大兵(指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不听劝阻,愿“以身殉之”,率勤王军杀上了抗元斗争的战场。

    后来文天祥被派往元营谈判被扣留,直到南宋都城临安陷落、皇帝被掳后,他才从镇江逃脱,来到福建又组织了一支督府军,转战于赣南、闽西、粤东一带,曾取得“雩都大捷”,一度使赣南、粤东的形式稍有转机。

    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被俘后,南宋降臣张弘范曾劝他说:“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伯颜手下的大将唆都也说:“丞相在大宋为状元丞相,今日为大元宰相无疑”,都用高官厚禄来劝诱文天祥投降,其却丝毫不为所动。

    后来,忽必烈亲自来劝降,对他说:“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

    文天祥却回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忽必烈又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

    文天祥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劝降不得,又害怕“天祥出,复号召江南”,担心万一放了他再举兵抗元,便于1283年把文天祥杀害了。临刑时,他对吏卒所:“吾事毕矣”,从容就义,真正实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遗愿。

    一身正气的文天祥和统一全国的忽必烈,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又把高官厚禄视作粪土,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充分表现了民族的忠贞气节,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综上所述,看可以看出,忽必烈时期的宋元战争已经变为了统一兼并战争,我们不能要求其停止战争,不去收拾政权分裂的残局;也不能反对文天祥在保家卫国、以图兴复的大略,不让他抗元。所以忽必烈的统一全国和文天祥的抗元斗争都是不能否定的。

    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迫使蒙古统治者不断改变杀掠的落后政策,保护了经济和文化;而忽必烈则能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不断改变落后的做法,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所以,可以说忽必烈统一有理,文天祥抗元有功,两个人在宋元战争中都为社会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应该同为各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即忽必烈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为汉民族的民族英雄,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而不应该肯定一个,去否定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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