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自中原地区经今新疆，西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南欧、北非的大道。汉唐时期，海运不甚发达，这条丝绸之路曾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关系的大动脉。唐宋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诸国之间，已经有巨型船只往来，东、西方的联系渐以海道为主，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通时间应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算起，开通这条道路的主要人物是张骞。
在张骞通西域以前，西方的一些商品和技术已经进入中国。张骞第一次到西域时，在大夏见到我国巴蜀地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是希腊人的一支建立的国家，其最强盛时，疆域北起阿姆河上游，南达印度河，东至葱岭，与我国为邻。他询问大夏人，大夏人答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张骞推测，自巴蜀经南夷到身毒，有一条民间的商道，而这一地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交通极为不易，民族成分又复杂，因此邛竹杖、蜀布等商品，可能是由这一地区的各民族间辗转相传而去的。
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以政治使节的身份，去联合大月氏（今阿姆渡河上游地区），希图其与汉两面夹击匈奴。大月氏原居敦煌、祁连之间。西汉前期，为匈奴所逐，西迁中亚。张骞至大月氏，大月氏安于“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居岁余而返。但张骞在此行中遍游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还了解到了更远的一些国家如安息（今伊朗）、条枝（今伊拉克）、身毒、奄蔡（今哈萨克斯坦西部）和乌孙（今哈萨克斯坦东部）的情况。他回国后，把上述国家的方位、道里、政治、军事、物产、文化、地理等状况一一报告了汉武帝。这个报告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扩大了世界视野，为开通丝绸之路，发展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根据。
张骞第二次出使，汉朝已经在战争中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在祁连、敦煌一带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还控制了南疆。所以这次的使命，有联合乌孙和广泛访问各国的双重任务，以进一步加强与西域诸国的友好联系。张骞第二次出使，分两批。张骞第一批出使，使团为百余人，第二批出使的使团为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张骞到乌孙，争取与乌孙结盟，共击匈奴，并邀乌孙在击败匈奴后，回河西旧地居住。但乌孙王惧怕匈奴，又因距汉太远，不知汉之大小、强弱，故不曾答应张骞的要求。使团的其他副使分别遣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受到各国的欢迎。如安息国王米理斯二世派将军率两万骑，自都城番兜（今伊朗北部）东行数千里，至边境，专程迎接汉使。汉使归国时，安息王又派出使团，陪同汉使回到长安，并赠给汉朝鸵鸟蛋等珍奇礼物和一个魔术团。其他副使归国，亦由访问国的使团陪同。其后岁余，汉朝派往其他各国的副使，“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此时，中国通往西域的大道才真正开通。
张骞不仅有凿空之功，而且他在外国的威信也很高，对后世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史记》说：“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张骞之后，东汉的班超、班勇及甘英通西域之功最为突出。
这条大道自长安经河西走廊，再西，分两道：一条是自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楼兰（后称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过于阗（今和田）、莎车、蒲犁，逾葱岭，至大月氏。再南行，到身毒；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东岸，即黎轩（罗马共和国），这是南道。一条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前车师国（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过焉耆、姑墨（今阿克苏）、疏勒，愈葱岭，至大宛；再西北行，到康居、奄蔡；西南行，到大月氏、安息，这是北道。这条大道开通后，我国的丝织品或丝源源不断地运向西方，受到西方各国的欢迎。因此，这条大道就被人们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
丝路开通后，各国多设机构，保障交通的安全与商旅的食宿。如西汉，“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淖尔），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今轮台以东）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在西亚，“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罗马），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亭、置和邮、驿的性质基本相同，是官府机构，兼管军政邮递，接待官使，安顿行旅，维护治安。
丝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与互助。汉每年遣往西域使团，多时十余起，少时五、六起。每个使团人数，多则数百，少则百余人。远者八、九年才返回，近者二、三年返回。去时，携带大量的丝织品和金银财宝，归来时，带回一些贵重或中国缺少的物产。
西方使团来我国的也很多。《史记》曰：“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这些使者带来大量的礼物。如公元87年，安息王佛罗格斯二世遣使者送来的礼物中，有狮子、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又遣使送来狮子和安息雀（鸵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往来仍在发展。如在公元455—521年的六十多年中，萨珊使者来北魏的就有十批，送来狮子、驯象和其他珍贵礼物。萨珊王送来的国书中说：“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萨珊）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唐代前期，阿拉伯帝国东侵萨珊，萨珊王向唐太宗求援。公元651年，萨珊王伊嗣侯被刺杀，其子卑路斯逃到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得到唐朝的支援。后到长安，唐高宗授他为右武卫将军，最后病死在长安。唐又授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为左武卫将军，亦老死于中国。自萨珊逃来的贵族、官吏和百姓很多，有的在唐朝任高官或将军。
丝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方的经贸和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我国的蚕种和养蚕、缫丝、丝织技术，约在公元五世纪时西传，不久，中亚、西亚各国人民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各种丝织品，如波斯锦传入我国，深受我国人民的欢迎。自中国西传的还有冶铁技术、穿井技术、造纸技术以及纸张、铁器、铜器、漆器、玉器、茶叶、水果、药材等。
西方通过丝路传入我国的物产也很多，如苜蓿、葡萄、石榴、胡桃、波斯枣、菠菜、胡瓜、胡豆、胡蒜、胡麻等瓜果蔬菜粮食，阿浑子、无食子、阿魏等药材，良马、狮子、骆驼、驯象、鸵鸟、犀牛、符拔等珍禽异兽及名贵的皮毛制品，以及珊瑚、琥珀、玳瑁、明珠、宝石、玻璃器等珍宝之类。
丝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和宗教的交流，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的“礼仪”传入西方，西方的舞蹈、音乐、魔术、杂技以及雕刻、绘画等也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宗教方面，安息僧侣安世高、安玄，月氏僧侣支谶、支谦、竺法护，西域僧侣如佛图曾澄、鸠摩罗什等相继通过丝路来到中国，传播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我国著名僧人如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等亦沿着丝路到印度求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