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永乐大钟是谁的专属）
位于北京西三环万寿寺的药师殿。IC photo供图
提起北京的历史，大家首先会想到，它曾是明清的首都。以紫禁城为中心的皇城，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基本的建筑格局。
在明清以前，北京也曾是辽、金、元的首都。尤其是由蒙古帝国发展而来的元代，它为北京文化注入了更加多元的文化血液，让北京文化具备了更为开放的心态。
位于今天海淀区东南部的魏公村，就是元朝文化遗留的典型代表。从魏公村的发展沿革，我们可以一窥元代对北京文化的影响。
廉希宪
由来
从“畏兀村”到魏公村
在今天中央民族大学的北边，有一条街道名曰“魏公街”。在这里，荟萃着各种美食小吃，尤以少数民族饭店最为瞩目，傣菜、蒙古菜、新疆菜可谓名冠一时。很多人以为，这与中央民族大学坐落于此有关。其实，“魏公街”的前身为“畏兀村”，自元代时就成为了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所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的人口交流增多，很多维吾尔族人、藏族人、朝鲜族人再次来到这里，经营起了民族美食。“魏公街”，见证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北京文化多元性的最好体现。
畏兀村的形成，与元世祖忽必烈将北京定为大都有关。根据《元史·世祖本纪》的记载，大臣霸突鲁曾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形式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邺之所非燕不可”。
忽必烈深表其然，于是在1267年的时候，历时五年，开始在金中都的基础之上兴建元大都。元大都与后来明清时期的北京格局不同，它的位置更加靠北，大致以今天的长安街为南端，北面则延伸到今天北四环路一带。今天仍旧存在的元大都遗址公园，即为元大都的北部。
元朝的统治者虽然是以弓马夺得天下。但是，他们非常看重商业利益。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族人就利用商人来了解欧亚大陆的风土人情，为自己提供各国情报，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元朝的建立。因此，忽必烈等人建立元大都，就非常注重依托北京现有的水系，有了水系，往来商贾才便于运输货物。“畏兀村”所在地附近就存在着高梁河（发源于平地泉，今紫竹院湖，为永定河水系支系）。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忽必烈等人为何让畏兀儿人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在这一地点呢？
这主要与元朝对畏兀儿人地位较高有关。畏兀儿是“回鹘”的汉译，即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最早地处西域，后来逐渐内迁。元朝时，西域人地位较高，是军事、工商与宗教的支柱，而畏兀儿更是西域人中的佼佼者，当时在朝中做官的大部分人，都是畏兀儿人。根据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元代畏兀儿人当六品以上的官员有97人，官至宰臣的有15人。
由于元朝君主队对畏兀儿人的信任，所以很多畏兀儿人都充当了皇帝的侍卫，于是，元朝的宿卫制度是他们不断升官的主要途径。当时朝廷中的很多重臣，都是先当宿卫，然后平步青云。由于身处元大都的畏兀儿人较多，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在元大都娶妻生子，死后也多葬于当地。
元代程矩夫《雪楼集》记载，忽必烈身旁有一位近臣，名孟速思。《元史》记载，此人先事于元太祖成吉思汗，由于通晓本国文书，深受重用。接着事于睿宗拖雷，最后又进入世祖忽必烈的藩邸，在宪宗蒙哥死后，坚决请求忽必烈继皇帝位，为忽必烈打败兄弟阿里不哥增加了筹码。
孟速思死后，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出内帑、买地京西高梁河之土，以礼葬焉，特谥敏惠公”。后来，孟速思的儿子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阿失帖木儿死后，也与其父同“葬高梁河之滨”。由此，元朝时期高梁河畔作为畏兀儿人墓地的传统开始出现。
孟速思的女婿，名为廉希宪，祖籍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其父布鲁海牙曾主动归顺成吉思汗，参与蒙古西征，得到重用，后被封为“魏国公”。因此，廉希宪十九岁的时候，就进入忽必烈王府，成为忽必烈的侍卫。廉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深得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忽必烈甚至称他为“廉孟子”。他死后，同样“葬于宛平之西原”，即高梁河边。关于“魏公村”说法的由来，有人就认为是纪念廉希宪父子。逐渐地，以畏兀儿人陵墓为中心，很多畏兀儿人生活在这周围，形成了“畏兀村”。
影响
庙宇兴盛 繁华一时
魏公村在元朝形成，之所以长盛不衰，自元朝一直延续下来，除了它成为畏兀儿人的聚居地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这里庙宇兴盛，成为普通人乃至统治者的信仰寄托。
现在，仍旧矗立于魏公村附近的万寿寺，就是畏兀儿人带来的佛教盛极一时的最好见证。
万寿寺始建于唐代，原名聚瑟寺，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改为万寿寺。
在元代，万寿寺是皇家家庙，最早是高昌回鹘国王公主的住所。早在成吉思汗攻打西辽时，高昌回鹘王主动归附，“帝嘉其义，处之诸国君长之上”，又封高昌国王仍旧管理高昌原境。随后，成吉思汗又将公主嫁给他，“待之以子婿之礼”。 高昌国王为了表示两国友好，又送女儿入京，皇后让她居住于万寿寺及其龙王庙处，以供居读、娱乐、修行之用。
后来，万寿寺又成为元代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到玉泉山等地游玩中，中途用膳、休息之所。万寿寺也被赐名为“敕赐护国万寿禅寺”。
除了万寿寺之外，魏公村也曾有忽必烈皇后察必的家庙“大护国仁王寺”，同时也有廉希宪等人的家庙。
到了明代，万寿寺又成为太监谷大用的家庙。万历年间，明神宗的母亲又命令司礼监太监冯保在此地建立寺庙，尊藏汉译佛经。张居正负责修建寺庙，以“保兹天子，亿万斯年”而命名为“万寿寺”。张居正还将永乐大钟悬挂于此，又赐庄田，同时建立紫竹院为下院，在这里供奉观世音菩萨。
明朝时期，魏公村附近寺庙众多。除了万寿寺，还有真觉寺，大慧寺，延庆寺等几十座寺庙。
当时，北京城的善男信女常常跑到这里来祈祷求福，史书记载了当时的盛况：“长河沿岸寺庙相望，钟鼓相闻，善男信女不绝于道”。由此，当地的畏兀儿人与汉族百姓的交流增多，最终互相影响。
到了明末清初，随着统治者和民间信仰形式的变化，清朝统治者不再以兴建佛寺来增加功德，纷纷在后宫进行祭拜。民间百姓也不热衷于前往寺庙，而是转向参加定期的庙会。于是，魏公村的繁华景象逐渐衰落。嘉庆时期，就有人作诗，说这里“万竹忽低池上风，水烟吹到寺门空”。也有人作诗描绘了当时紫竹禅院的景象：“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槛低花影静,林密鸟声传。钟梵闲清书,池塘遍野泉。夕阳楼影下,归骑破春烟。”由此可见，当时的魏公村附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万寿寺旧影
演变
近代以来魏公村的演变
从明末开始，西域畏兀儿人开始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逐渐穆斯林化。随着很多畏兀儿人迁居京城，这种变化同时影响到了魏公村。
由于维吾尔宗族制六服内禁婚，所以他们选择与当地人通婚，取汉名汉字，很多人取汉姓“魏”，据说现在，当地仍旧有以魏姓的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到了民国时期，魏公村进一步衰落，很多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到了1949年，这里已经不见维吾尔人踪影，只有17户汉族农民。（1934年，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正式规定“维吾尔”为汉译民族名称，此后这一译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政府为了繁荣此地，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的100余户村民搬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房屋，分配土地。随后，又将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等搬迁至此，魏公村又逐渐繁荣起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很多维吾尔族人再次来到北京，开设饭店。1983年，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在这里出现。到1996年，这里已经发展出了18家维吾尔族餐厅。根据学者杨圣敏的实地访问，维吾尔族人来到北京，或是先投奔甘家口或魏公村的亲朋好友，或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老乡。当时，在魏公村的这些维吾尔族饭店老板，他们会选择一位年高德劭的人作为“村长”，负责协调餐馆之间的矛盾，增加彼此的合作，比如制定统一的菜价，代表维吾尔族居民与居委会、派出所之间的联系，传达一些通知和规定。
魏公村，在7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了北京一道靓丽的风景。它的存在，见证了汉族、维吾尔族民族之间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同时，魏公村也见证了北京文化海纳百川的文化特点。
（本文部分内容及史料参考周泓《魏公村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