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何振梁（袁伟民简历）
“夺冠”背后
袁伟民的难言之痛
作者/肖关鸿
“夺冠”的制片人送我电影票，这是疫情之后，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说实话，我去看这部电影不是看郎平，而是想看看怎么表现袁伟民，因为没有袁伟民也没有郎平。
看完电影我有点遗憾，这部电影既然郎平是真姓实名，新一代女排队员也个个真姓实名，但中国女排夺冠的主帅与灵魂人物袁伟民却故意隐去真名，有点说不过去。如果我是编剧，不仅袁伟民，我还会把老女排的每一位女将都标出真姓实名来，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为夺冠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很感人，不管她们后来如何，当年，她们每一位都是英雄，还有一个英雄的主帅，才可能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与袁伟民只见过几面。在他最辉煌的时候，我只是远远一睹他的丰釆，而在他归于沉寂后，我帮他完成了他最后的最重要的心愿。我与他相交前前后后长达四五年，在我的出版生涯中，一部重要的书常常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回忆录花了六七年，章含之的书花了十几年。
我与体育界素无往来，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为我的老同学黄伟康而发生。伟康从体育记者做到体育报总编辑。我与他一起釆访过庄则栋，后来写了一本书。
袁伟民是在事业最辉煌的巅峰卸任的。他有半个世纪体育生涯，他任八年中国女排主教练，二十一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局长，他参加从第一届到第九届的全国运动会，八届亚运会，新中国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后的六届夏季奥运会，两届冬季奥运会，率团134次出访，创造无数次零的突破，他指挥了北京申奥的全过程。中国体育界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从运动员做到体育部长的也只有庄则栋与他两位。前前后后中国的体育部长数不清，人们记住的就是他们两位。
袁伟民离职时提出“三不”，“不说”：不对体育工作公开发表意见，“不问”：不过问现任领导的任何事情，“不要”：不要卸任后任何的头衔与照顾。
袁伟民的“三不”符合他的性格与处事风格，但我凭职业敏感这“三不”背后有难言之隐。
我问伟康，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写回忆录。
伟康说，这要问何慧娴。
何慧娴不仅名义上是袁伟民的助理，也是体育总局与奥组委会的新闻发言人，后来出任奥组委副主席，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主席，体育报总社社长。在袁伟民时代的体育新闻界无人出其右者。她一直是袁伟民的笔杆子，而且私交甚好。象袁伟民这样性格地位的人，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近身，更不要说交心了，何慧娴可能是唯一人。
何慧娴与袁伟民是同一年离开领导岗位的，何在年初，袁在年尾。
第二年春天，我去北京，伟康就帮我约请何慧娴吃饭聊天。何慧娴是上海人，复旦大学毕业，与伟康是校友。我们早就认识，但不熟悉。我时任文汇出版社社长，何慧娴自然明白我的用意。我可能是袁伟民卸任后第一个找他的出版人，而且我找对了人。我不是直接找袁伟民，而是找了何慧娴。
何慧娴很坦率，说袁伟民如果要出书一定讲真话，会有许多内幕情况，有点敏感，也会得罪人。她与我见面是因为了解我的出书风格与在出版界的口碑，所以信任我。她还说，她也要让老袁信任我。但现在为时过早，什么时候开始，她会告诉我。
那年秋天，我去北京又约请何慧娴，她说好多家出版社找老袁，老袁都以“三不”为由婉拒了。老袁答应给我，但必须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出书，出书前必须严格保密。我当然同意。虽然还要等三年，但我知道这本书的份量，和它将要产生的影响。
袁伟民非常看重这本书，把它看成自己一生的总结。但他又不想与其他官员出书一样四平八稳，这不是他的风格。他预见到这本书会是一颗怎样的“炸弹”。
我们开始“秘密工作”，我见过袁伟民，一起吃过饭，只是礼仪性的，全部工作都是何慧娴与我对接。
记得何慧娴有次对我说，老袁已经与她讲得差不多了，她的材料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以动笔了。她与老袁最后商定，还是用第三人称，但书中会大量引用老袁的原话，表示这本书与一般传记不同，是一部第一手的真实的“回忆录”，是袁伟民的书。
我当时组稿时谈的是袁伟民的回忆录，我对纪实文学的研究与出版中最重视回忆录，第一手的史料。传记与回忆录的性质与份量不同，但我理解他们的决定，这也是袁伟民一种无奈的选择。
何慧娴说，她写完之后，组织了一个闭门审稿会，二位部长与她关在远离市区的一幢别墅里整整一星期，逐段逐句讨论。何说的两位部长，一位自然是袁伟民，另一位是她先生，人民曰报副总编辑李仁臣。我说再加一个局长，就是她，这是个“超级审稿会”。何慧娴还用了一个笔名：远山，说是个写作小组。
我接到书稿时已经离开文汇出版社，我与伟康一口气看完书稿，也习惯性地边看边注，提出近百条编辑意见。
我为这本书花了不少心血，包括封面设计插图排版等等细节。看完书稿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尽管袁伟民讲得很“收敛”，但这本书的影响力还会是“爆炸性”的。
我打电话给几位上海出版社的总编辑朋友，他们都不敢担这个风险。我找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理由是袁伟民是江苏人，愿意在家乡出书。
当时何慧娴承诺，这本书的发布会，袁伟民会参加。这是给出版社的“定心丸”。
出版社总编辑与责任编辑第二天就看完书稿，连声说精釆，说还是要送集团领导，毕竟是一位部长的书。
过几天告我，决定出，首印20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印数，可见他们非常看好这本书。
我想，袁伟民所以要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那些辉煌的赛事战绩，当年铺天盖地的报章杂志已经报道过了，他要写的是他在位时不能说，而以他的性格他不吐不快那些话，这才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袁伟民与整个体育界，甚至可以说全体中国人倾注了全部热情与期待的北京奥运会差一点毁在一个倚老卖老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手里，而他一直沽名钓誉地把自己打扮成申奥功臣欺骗国人。袁伟民在这本书里还是忍住不点他的名，但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正义的怒火与深深的无奈。
他写道：
“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组委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让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让北京出局。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体育界人看了书都知道他批评的是何振梁。这样直率的批评在他这个层面的高级干部中是少见的。
还有，中国体育代表团正要出征雅典奥运会前夕，人民日报头条报道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体育总局违纪挪用奥运会资金造职工宿舍大楼。这对于袁伟民和整个体育界犹如晴天霹雳名声扫地。马上要出征打大仗，国内外舆论象黑云压城，他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申，他完全没有想到象他这样别人看来可以直通天庭的权势人物竟然失去了话语权。
后来终于可以搞清楚并不是审计署说的那回事，中央领导出面想出解决办法，但是，倔强的袁伟民不愿意妥协。我想，换任何一位部长都会顺水推舟。但这不是袁伟民。
这一年，袁伟民已经65岁。这件事情恰恰发生在袁伟民退休前半年。不了解情况的人误以为这件事情导致他在最辉煌的时候卸任，有人为他抱憾，他没有能在自己全力以赴争来的北京奥运会这个中国体育界的高光时刻完美收官。他们不了解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一些规则是很难突破的。
但是，不能不说这导致他退休时斩钉截铁地提出“三不”，毅然与体育界断绝关系，从此不再露面，消声匿迹。他做得很彻底，我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
至少，我在知道这个消息时，猜测他不是“不说”，而是有话要说，只是时机未到。这也是我找他出书的最初的判断。
这本书出版后果然在体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很快被止至。书脱销了，不能加印。还有人在追查“远山”，真正的明白人自然知道谁是“远山”。
1981年11月首次夺取世界杯女排冠军的中国女排全体队员、领队、教练员在驻日使馆合影。
在实现“五连冠”17年后的2003年，袁伟民与重登世界冠军宝座的新女排合影。
1976年，36岁的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首次给姑娘们面授机宜时，脸红、耳红、脖子红。
率队5年后，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取世界杯冠军，袁伟民荣获世界最佳教练员称号。
袁伟民在悉尼奥运村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门口留影，从1984年到2004年，袁伟民出任国家体委、体育总局领导后，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赛事总指挥，指挥了五届夏季奥运会、两届冬季奥运会、五届亚运会。
2008年8月，时任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向袁伟民颁发国际排联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对中国排球和世界排球事业做出的贡献。
新老演艺明星都喜欢中国女排。前排左起:陈冲、刘晓庆、邓若曾、陈忠和，后排左起;袁伟民、卢桂兰、李秀明、曲培兰、陈强、谢添、张一沛、庞午强。1980年 5 月合影。
2008年7月8日，女排队员、亲朋好友祝贺袁伟民七十岁生日，袁伟民与妻子郑沪英一起倒香槟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