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们国语（爱情餐歌国语土豆1）
不管怎样粉饰太平，无法否认的是，俾斯麦与威廉在过往的岁月的确存在着不合。而时至今日，他们必须要与对方达成协作，共同带领这个国家向前走。
俾斯麦与威廉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更像是一对男女，他们彼此怀疑，却又彼此需要。在那个各国争雄的时代，他们肩上各自担着一份重大的责任，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但一定是各有各的为难，也各有各的辛苦。
他们的确是很不合拍的一对搭档，常常在讨论政事时不欢而散，恨不得立刻分道扬镳。每每此时，俾斯麦就会提出辞职，而君主就会立刻让步——这倒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默契。
俾斯麦了解这位君主的性情，他善于把握人心，明白该如何处理这些状况。在君主面前，他甚至以虔诚的基督徒自居，以让这个七十二岁的，总是充满不安全感的君王安心。
从内心来讲，俾斯麦并不讨厌这位君主，甚至觉得他远比他的前任要好相处。因为他更加直接，从不乘人之危，另外，对于俾斯麦而言，揣测这位君主的心理也很容易。相反，作为君主，威廉一世了解俾斯麦却花了很长时间，在俾斯麦终于做出了许多成绩之后，他才终于将过往的成见抛开。
在最初的几年里，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都在努力破坏他们的君臣关系，幸好君主在这方面显得很清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这位宰相。他在皇亲国戚之间斡旋，过得极为辛苦，但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与俾斯麦的合作。
俾斯麦开始并不喜欢与君主争执，他甚至对罗恩表示，他觉得这样做下去没什么意思，内忧外患之下，还要与掌权者勾斗，这让他太过疲惫。俾斯麦一向认为自己的才能高过君主，对于君主，他心有不屑，就很难服从。但到了后来，随着他年纪渐长，他的心态也有了转变，他开始把君主视为封建制主人，以君主为尊为父。他开始不断与君主接近，希望可以成为君主的保护人。
他对乔安娜吐露心声：“我已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
这样的心态下，他对于君主的一些行为，即便无可奈何，却也甘心忍受。
在他终于使君主听他的话之前，他本人其实已经开始逐渐体恤甚至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一世死后，他的对这位君主感情却愈来愈浓，这种感情正好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
威廉一世一直以来极为害怕一件事，就是王后对“战略方针”的批评，因为俾斯麦一向憎恶干预政事的女人，其中以奥古斯塔为最。几次和奥古斯塔的正面交流让他对这个女人毫无好感。
俾斯麦将奥古斯塔视作生平最大敌人之一，因为她的力量使在君主的枕边与帐中。但好在，这个女人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本事，而她那套空泛的说辞，已经让君主本人觉得疲惫了。
奥古斯塔对于俾斯麦的厌恶来源于1848年，在心中对于俾斯麦的印象，还是当年那个可能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人。她不觉得那时的事情其实本是她的错误，甚至忽略了俾斯麦曾经反驳她的计划，执意留君位给威廉一世。
内心隐藏着的愤世嫉俗，让俾斯麦总觉得别人在和他作对，但是在有关奥古斯塔的部分，必须承认，是俾斯麦一直在忍受这个女人的折磨。他无法对一个女人，而且是皇后做出什么反击，他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时不时地，君主会受到这位王后的蛊惑，好在，俾斯麦总能看出，并轻易化解。
要对付王后时，俾斯麦明白，手段不能太直接，因为君主还是很信任皇后的，很多秘密的决定都会告知她，而俾斯麦对于他这种处理政务的方式非常绝望，万般忍耐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的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利。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贞不贰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俾斯麦尽可能婉转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希望他扶持的君主可以不再是一个傀儡。这个行为无疑是危险的，很有可能，君主又如以往一般，将他的意思转达给了皇后，那他的罪名将彻底坐实，没有得到君主支持的他未来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从君主的角度来说，他的亲贵中没有任何一个支持俾斯麦的人，且他又常常受制于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又经常背着自己做一些违逆新颁法令的演讲，让他的权威受到挑战，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也常常感到四面楚歌。这种时候，他不禁会开始责怪俾斯麦。
这些时机实际上是俾斯麦很好的铲除异己的机会，他可以趁这个机会劝君主将太子幽禁。但俾斯麦行事总是深想一步，因此，他反而劝君主宽宥太子，他很明白，如果惩罚太子，反而会给太子增添一份光荣。
他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不难看出，俾斯麦是直接的与太子站到了对立面上。太子开始发表众多贬斥俾斯麦的反民主党政策言论，而俾斯麦也针锋现对，不错过任何一个羞辱对方的机会。
除了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的反对者，俾斯麦更多的反对者实际上还是来自于政治上的理念不同。俾斯麦将这些人按照水准，分为三六九等，都一一划成他的仇敌。
唯一与他彼此信任，完全和谐的就是罗恩，其余的同僚们，俾斯麦没有一个可以依靠。他看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起他。因此，当罗恩提出要请假六个月时，他很不高兴，觉得失去了重要的臂膀。
在万般无奈下，俾斯麦请音乐家桥特尔帮忙。这个人是乔安娜的友人，很得他的信任。然而仅仅共事几周，他们间就产生了无法调停的冲突，桥特尔甚至写信表示，如果意见实在相左，他宁可回去继续做音乐家。
俾斯麦为此十分伤心，他对桥特尔说：“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
俾斯麦表现出来哀痛之情让桥特尔立刻受到震动，请求俾斯麦宽恕，并收回那封信。俾斯麦则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地商谈。”
这时的俾斯麦是如此的孤立，以至于十几年交情的友人，都要被他当作少数可以信任的属员使用。而这一件事后，桥特尔与他的关系看似有所修复，却无可置疑地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裂痕。
不仅在内阁中，哪怕是在外交部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反对这位总长。但是俾斯麦对这些人并没有太过重视，因为一切外交工作都被君主交在他的手中，那些下属的私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作为外交官员的时候，他曾经勇敢的写信上奏反对他的上司，而他坐到宰相的位置后，却绝对不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俾斯麦给反对他的官员写恐吓信，让那些反对他的人明白，如果他们执意如此，未来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
也有人学俾斯麦自己，用辞职的方式给俾斯麦找麻烦。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是君主的一个朋友，也曾经是俾斯麦的一个老朋友，因为不堪忍受外交部不停地干预琐事，于是申请辞职。
俾斯麦对此回应：“我是非常愿意将你的辞职要求呈递给君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假若君主派你当外交总长，派我当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愿意申明在先，我会很严谨地奉行你的政策。……并不做任何让部里感到为难之事。……假若我处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宣布心力交瘁，也许我早就该隐退了，赢回表面上的安闲，同时我由于听从君主之令和为国尽力而得到的心安理得也都丧失殆尽。……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这封信是同你友好的、秘密地交流，我本来是更愿意同你面谈的。”
信中丰富的意味和狡猾的诱人入彀实在不像是一个贸然提出了“铁血政策”的强硬派长官。
但这些手段还不是对付他真正的对头——自由党的。他对自由党，时常是藐视加上挖苦，没有一句好话。就像每一个独裁者所认为的，俾斯麦觉得自己站在道义的地位上，他想要违宪以让陆军得利，为了名正言顺，就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他在1848年的无措，在如今有了许多机会可以弥补。他坦白地说：“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法律的冲突就会变作权利之争，无论是谁，只要他大权在握，那么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这句话的意思，大体就是：强权在公理之上。显然，俾斯麦信奉这句话。他迈出了大胆的步伐，随心所欲地掌控着普鲁士的政治，一切提案，只要他认为没有问题，那就立刻可以通过。整个普鲁士都在他的种种独裁手段下一次次哗然了，许多人要求限制宰相权力，更多人则希望可以罢免他。
半年后，再次召开会议，俾斯麦的手段更为激烈了。人们描述，他的大胡子还是褐色的，与他头上的几缕短发一样。他站在阁臣的桌子旁边，魁梧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样子很威严。他在闲暇间的态度、举动及言谈都带点挑战的样子。他将右手放在裤袋里，让人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暴躁的见证人。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现在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畅，那时他尚未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抑或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说：“政府认为需要宣战时就宣战，议院无权做出决定。”
很多年后，俾斯麦回忆当时的种种，认定自己在任何层面上都远强过那些在议院中与他进行对抗的人们，那些自由党的人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却没有任何实干能力，而且缺乏创造性。
但那时的俾斯麦完全不吝于与任何一个他看不上的对手进行唇枪舌剑的彼此攻击。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多面手，更是一个实干家。只要大权在握，他做起任何事情都得心应手，建立起的功业更是令人称道。有人评价他：“这种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间忽得灵感而作的诗歌。我们可以将俾斯麦比作是一个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之所以有许多人称赞他是因为他不会从绳索上跌下来。如果我们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这样赞美的话，是不会合每个人的雅好的。”
他的确是常常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的对头，利用国家利器，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希望冲突可以达到的最好结果就是独裁制成为可能。
参政们的仇人们终于开始报仇了，在此前没有任何个政府元首像他一样在用人这件事上如此劳心。因为无论是怎样的人，只要是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就都有被罢免的可能。他一到任就即刻开始清除所有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的见解或者被怀疑为拥有自由见解的人，在起初的四年里，就有多达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们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时，下一步该被免职的名额就轮到这些议员头上。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们被罢免，市长、彩票员、市政厅参议、银行办事人员、公用的种痘人都被扣掉一半薪水。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减了薪水，有的甚至还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报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大量报馆条律，这些条律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曾经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俾斯麦认为仅让其停版几天难解心头之恨，他给这报馆列出了一系列罪状，责令其永远禁止出版。而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用所谓的道德的名义作装饰品，甚至还要引据一些宪法的条文作扶助，以使得“近年来由于党派或感情的潜入人心的并非出于自然的激动，将让步于比较安宁与较少成见的心境。”俾斯麦的最后一招就是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如此君主就会相信他这样做还是比较合乎公道的。而且他可能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乔安娜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还是与从前一样，俾斯麦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太太关于匈牙利革命给她女儿写信的内容，而且他也记得当初是怎样答复她的。他唯一用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来宽慰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因为他看不起这许多人，只要他掌权，能驯服他们就已经让他十分满意。
相对于自由，俾斯麦显然更热衷于权力，就这一点而论，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纯正德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