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修文物匠人）
文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物证明，是集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于一身的人类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环境因素、地质灾害、人为破坏和自身条件的缺陷，还有保护 措施的不完善等因素，使得文物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为了挽救那些已经破损的文物，尽可能地延迟古代文物的寿命。1953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文物修复厂，旨在修复历代文物，让它重现当日之辉煌。
2016年正逢故宫90周年华诞之际，一部由叶君、萧寒执导，王津、王有亮、纪东歌、王五胜等人主演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电视栏目《记录片编辑室》上映。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特性，演员全部采用修复组工作人员，没有半点明星光环，通过实打实的镜头效果为常年默默无闻的修复师们圈了一大批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豆瓣评分高达9.4分，并于次年荣获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纪录片奖提名。这些都足于显示出它受观众的喜爱程度。
纪录片讲述的是在古老的故宫深处，有一群常年远离世人的修复师，在默默地为稀世珍宝的重新呈现、文物修复技艺的薪火相传，人与物情怀的传颂努力着。彰显出他们大公无私、忘我的精神境界。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快餐文化深入人心，能慢下来的年轻人屈指可数，工匠精神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深思。本文我将从三个方面去浅析中国匠人精神的形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最后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的匠人精神：一辈子只专攻一件技艺，并做到极致
“匠人精神”的意思是对本职工作有一颗执着的心，对所做的事情或生产的产品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精工细琢的精神。
“匠人”一般指技艺精湛的人。在欧洲、德国的学徒传统中，人们力图培养最优秀的匠人为目的，瑞士的顶级名表也是由一个个匠人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打磨而成，但匠人精神并不是外来物品，早在几千年前的《庄子》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庖丁为梁惠王解牛，手接触的地方，肩膀倚靠的地方，脚踩的地方，膝盖顶的地方，进刀时豁豁地，没有不合音律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庖丁以十九年用刀经验和所宰牛羊几千头的经历磨出来的精湛技艺。
这就是著名的庖丁解牛故事，它旨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力求心到、手到、神到，才有可能达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埋怨，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炼技能。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也是让人敬重的关键。”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一集中钟表组的王津也说过：“干的时间长了也就悟出来了，要是真的坐不住你就改行。主要你还是喜欢它，越干越有兴趣你就能坐得住，也不觉得枯燥，你要是越干越没兴趣，你怎么着急它还是转不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很多年轻人之所以选择在故宫修文物，也就是因为对文物有着很高的热情，才选择留了下来。
以前觉得修文物特别的简单，因为不需要你绞尽脑汁去创作，只需要将破损的地方给补上，就好像缝补衣服那么简单。然而看完《我在故宫修文物》后，才恍然发现原来修复文物不亚于创造出新的作品来的容易，它可能需要修复师们花费毕生的心血去打磨。
在故宫修文物的大师们，他们绝大多数是在青少年时期便进入故宫当学徒，跟着师傅一步步熬，中年时期才可能形成独立门户。几十年如一日的与文物打交道，因故宫里的师傅匮乏，年轻人没人带，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师傅还回来继续工作，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文物修复工作。他们精湛的技艺背后，其实是像庖丁解牛般经过无数次的修复，才练就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本领，在文物修复过程中出神入化，一针见血地看出其要害。
修复师们肩上的使命感，让他们对已经选择从事的事情缺少了很多的“为什么”，只去专注于“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好。文物修复不仅仅是让它恢复形象功能，还要恢复它的演绎功能，大多数文物只有一个，修复时来不得半点马虎。于是就要求修复师们除了要具备一项精湛的技艺外，还要有一颗专注的心。
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慢下来就意味着被社会淘汰。如果是一味地去追求金钱、名利和地位，忽视自我的感受，那么满足欲望后该如何去填补内心的空虚呢？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你需要在路上享受风景的美好，要心中充满爱，手中有追求，不断地去探索人生的奥秘，才不枉费此生!
修复师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一辈子只专攻一件技艺，并做到极致。
二、修复师们的安逸感：传统等级制度下的各司其职
在中国古代有着严峻的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不能违反规定。修复师们的师父的师父，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下的“工”。专为皇家修理文物，不得改职，终其一生也只能与文物为伴，是他们最大的使命感。只顾修文物，其他都与自己无关。因此，形成一种安逸风气。
现在虽和古代有所不同，但在那些修复师身上仍旧看到深深的安逸感。
和那些政客、财阀们的焦虑不安、患得患失不同，他们身上有着世人难能可贵的“沉稳”。他们不着急着挣钱，每天朝九晚五。为了能找出钟表里的毛病，王津可以在办公室上坐上一天，几个月只专注于修一个钟表；书画组们为了能找到天然的浆糊，可以翻山越岭大晚上去采胶；爱美的女性，怕化妆会损坏文物，她们能忍受不开空调，不喷香水，不抹粉底。他们只是渴望着能将手中破损的文物修理完好，放在世人的面前，看到他们惊叹的神情便心满意足。
他们将毕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修复文物上。这个除了自身热爱的因素外，《论语·季氏》中的古训：“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那些修复师们，每天除了紧张的修复工作外，其实他们的业余时间还是很丰富多彩的。第三代摹印传人沈伟，他是一个注重修身养性之人，在工作之后，他还会在庭院里种植一些西红柿和茄子陶冶情操。书画组的年轻人到了每年梨子成熟的季节时，也会拿着宣纸出去打梨。王有亮更是拿着吉他在弹唱。这些都与他们休闲自得安逸感有着很大的关系。
为了寻求安逸感，修复师们远离尘世的浮华，在故宫深院里辛苦劳作，不为名与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活在与文物的激情里，怡然自得。
因为心中热爱，手中有事可做，所以他们并不孤单，只觉富足。
三、修复师们的宿命论：传承修复技艺
清代诗人罗振玉曾在《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以此来告诫孩子对待老师要像对待父亲一样恭敬。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理厂至今仍旧保留有新型的师徒制度。王有亮十六岁便进入故宫博物院当学徒，他的青春期、中年期都在修复文物中度过。以前他给师父当下手，现在他也有了一个徒弟高飞。据高飞后来所说：“一开始担心师父要求苛刻，后来才知道师父都是和蔼可亲的，待你就像是亲人。”他们两人的师徒关系也给新时代的师徒关系起到了表率作用。
在古代中国，传统手艺有着只传内不传外的规定，一些技艺精湛的手工艺人都以生男孩为荣，更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束缚，没有男孩继承，那技艺将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现在在故宫虽有师徒制度，但与古代的师徒制度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不是直系血亲也能传授，但传承技艺的使命却一直没有改变。
张旭光的外祖父刘定之便是著名的修复大师，在故宫博物院修理厂成立之际，他的外祖父便被受邀出任修复大师，只可惜当时他已年事已高，不适应北方的天气而改由他的父亲出任。从小便受到修复文物熏陶的张旭光长大后也子承父业，进入故宫博物院成为一名修复师。他一直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工作，晚年退休因年轻一代没人带，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安享晚年，接受返聘继续文物修复工作，传承技艺为祖国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
在故宫博物院里，像张旭光这样接受返聘回来带年轻人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大公无私的背后，除了对文物修复工作的着迷外，我更相信他们骨子里对传承技艺的宿命论，让他们忘记自己，只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