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位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格外引人注目。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的宣言，现场30万人震声欢呼。
只见，和尚目光如炬，望着欢呼的人群，严肃的脸庞上露出了一抹浅笑。
他就是全国唯一的僧人代表，巨赞法师。
说起和尚，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两耳不问俗事，隐居山林一心念佛。
然而，身处乱世，原本清净的佛门道场，也变得不再清净。宗教人士到底该何去何从成为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
是继续一心念佛，如如不动，还是跌入红尘，拿起武器反抗呢？
艰难抉择间，在巨赞法师的带领下，一群佛、道教人士，走上了一条特殊的抗战之路。
连周恩来总理都赞誉他们是“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好儿郎。
世间再无潘楚桐
1931年，杭州灵隐寺迎来了一场剃度仪式。
只见，一位壮年身披海青，跪立于蒲团之上，正在接受方丈却非法师的剃度，此人正是潘楚桐。
他就是日后的巨赞法师。
潘楚桐是江苏江阴县人，家境殷实，自幼熟读经典，为人正直、刚毅。
发生五卅惨案时，还是中学生的潘楚桐，就与学校师生一起上街游行，奋力声援工人。
1927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认识了田汉，秉持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田汉的指引下，秘密投身革命工作，不料却遭人告发。
暑假时，潘楚桐来到常州清凉寺，也许是受笃信佛教母亲的影响，他第一次提出出家，却遭到了拒绝。
1929年，潘楚桐辍学返乡后，经常去灵隐寺修习佛法，得以亲近太虚大师。
这让他更加深信佛法，也坚定了出家的信念，遂写下《出家志愿书》。
在他的《出家志愿书》中，其中一项志愿就是改革佛教，这受到了太虚大师的高度赞誉。
于是，在1931年，潘楚桐在灵隐寺如愿出家，取法名传戒，字定慧。
随着发丝纷纷落下，世间再无潘楚桐，法界却多了一位巨赞法师。
从此，将此身心奉尘刹，实则名为报佛恩。
上马杀贼，下马念佛
如愿出家后，巨赞法师潜心研究佛法，曾到多处佛学院担任讲师，为人传道授业。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净的佛门生活被战争打破宁静。
巨赞法师从厦门一路辗转来到湖南，看着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和百姓，内心五味杂陈，他在心中不禁发问，一心念佛，无所挂碍，真的能拯救国家吗？
一次意外经历，最终让他找到了答案。
到了湖南后，巨赞法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心生不满，被当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抓捕，险些被枪毙处决。
好在他最后逢凶化吉，被人狂扇两个耳光后释放了。
被释放后的巨赞法师，来到南岳福严寺任教，看着内忧外患的国家，他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一心念佛，是救不了国的，只有万众一心，共同抵抗侵略，才能振兴中国。
但是，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有杀戮，佛教讲求慈悲度人，身处乱世，又该如何平衡慈悲与杀戮呢？
于是，巨赞法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日军就是魔王，如果不杀掉魔王，他们就会残杀中国同胞。
正如佛教中，地藏王菩萨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然杀了魔王，我会下地狱，但是为了救千万众生，我宁可下地狱。
为救助众生，甘愿堕入无间地狱，能发此大愿，正是大乘菩萨的精神所在。
明确了心中的想法后，巨赞法师积极付诸行动，在与老朋友田汉相遇后，经其引荐，认识了叶剑英。
他提出筹办“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的想法，动员宗教人士积极参与抗日活动，这一想法得到了叶剑英和田汉的大力支持。
在成立大会上，叶剑英针对宗教人士的特殊性，提出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周恩来总理也为鼓励广大僧众，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念佛”八个大字。
这与巨赞法师的观点不谋而合，只有上马杀贼，才能安心学佛，国之将亡，何能安身，身将不保又如何学佛呢？
一时间，一句“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口号，在南岳不胫而走，而在巨赞法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佛、道教人士投身革命。
爱护百姓的白衣和尚
1939年，随着战事吃紧，巨赞法师转移到广西桂林，居住在月牙山西侧半山坳里的小广寒。
虽然身处僻静的深山之中，巨赞法师却一直心系国家，忧国忧民，他反复在心中思考，自己还能为此时的中国做些什么呢？
这时，他敏锐地捕捉到，现在的中国正需要一种声音来唤醒国人，需要一种力量来帮助中国人站起来。
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本宣传抗战救亡的刊物，这样不仅能够树立正面的佛教形象，也能够重新彰显出中国的文化精神。
经过四处奔走，巨赞法师终于得到了官方的出版许可，他决定将刊物命名为《狮子吼》。
取此名之意在于，狮子是兽中之王，在佛教中象征着智慧，所谓“狮子一吼百兽俱惊”，巨赞法师认为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睡狮，当狮子醒来之时，就是中国发大威神，把入侵者驱赶出去之日。
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作为佛教界最早出版的刊物《狮子吼月刊》正式发表。
但因为处于战事，刊物的稿源非常少，巨赞法师只能不停地变换笔名写稿，巨赞正是他其中的一个笔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狮子吼月刊》一经上市，就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杂志，在桂林的街角茶楼里随处可见，足见其影响力。
1944年，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进了桂林，巨赞法师只能避难到金田，居住在村民家中。
为了隐藏身份，他脱去了僧袍，换上一身白衣，他经常游走在各家各户串门儿，实则是在动员人们积极参与抗战，不做亡国奴。
而此时，村民为求自保，只能按照日军要求，不断进献食物和财物。
但是低眉耳顺并没有换来和平，日寇的要求越来越过分，甚至让村民献上女人，这让村民们再也无法忍气吞声。
冷静分析敌情后，巨赞法师决定带领村民奋起反抗，他先组织村民自制土枪土炮，后又主动联合瑶王保护村民共同反击。
这一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巨赞法师带领村民在易守难攻的山口，伏击日军。
面对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130多名日军被消灭，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仗，打得漂亮，不仅让日军记住了巨赞法师，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位爱护百姓的白衣和尚。
“要以冰雪验人生”
抗战以来，巨赞法师一直亲力亲为宣传抗战救国，田汉、徐特立等人爱才心切，都曾劝说他还俗，专心参与革命。
巨赞法师却拒绝了，他认为干革命有许多种方法，佛教也需要有人去做，做好宗教，同样能利国利民。
于是，他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亡羊白昔多歧路，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
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相互触碰时，正是中国佛教寻求出路的重要时刻。
巨赞法师深知这一点。
因此，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从未停止对于“改革佛教”这一志愿的思考。
与传统佛教的神秘相比，巨赞法师主张通过人间佛教的方式，把佛法真正带进寻常百姓家，只有当佛法与时代紧密结合，才能得以延续和传承。
在桂林，他提出了“学术化、生产化”的佛教论点，一方面要求提高僧众知识水平，研究人世间一切学问，一方面坚持“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生产劳动原则。
作为表率，他带领僧众重新开辟荒废已久的西山茶，让西山茶重回人们的生活。
解放后，巨赞法师成为了中国佛教协会早期的发起人之一，参与了大部分规章制度的起草，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
如果说，他把前半生奉献给了革命，后半生则献给了新中国的佛教事业。
1984年，巨赞法师圆寂，享年77岁。
回顾巨赞法师的一生，干过革命、杀过日寇、钻研佛学、改革佛教，他始终心系国家、心系众生，是人间佛教的践行者。
在战争年代，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为无数佛、道教人士解答了救国的疑惑、指明了抗战的方向。
佛讲，慈悲度人，普度众生，在特殊的时代，谁又能说“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巨赞法师，不是佛菩萨在人世的显现呢？
真正的佛教，并不是冰冷的教义和教规，而应该是一种力量，让人即使身处黑暗，也能唤醒内在的觉醒。
巨赞法师深谙其道，并将其普度众生，可谓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编辑后记：
在这万千世界，有这样一群人，青灯古佛，庙宇钟声，然而这只是我们的固有印象。在这样一群人里，就有些人，酒肉穿肠过，佛祖留心间；就有些人，上马杀敌，下马礼佛；就有些人，嬉笑揶揄，以通俗法度世人心。
本周七天，柴叔和你一起品读“和尚也疯狂”专栏，敬请。
看别人的人生，开拓自己人生的宽度。
. END .
【文| 于三皮儿】
【编辑|丹尼尔李 】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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