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商 光前裕后
一一追忆叔公孙友樵
政协黄山市文史委员会 孙和
孙友樵，祖籍徽州婺源（史上隶属徽州“六邑”，现为江西婺源）上坦人，新安孙氏，一代儒商，著名徽商代表人物。1950年~1959年期间连任屯溪市政协副主席；1951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屯溪市支部主委；1952年当选为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委、在皖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任安徽省民建工委副主委、省工商联副主委、省民建主委、省工商联主委、省民建名誉主委、省工商联顾问，民建中央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四届常委会顾问；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叔公是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省人大代表，政协安徽省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和第三届政协常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任政协安徽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是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工商联作专题发言。
1903~1992年
一、著名徽商 仁心济世
自孙启本光绪年间创建怡新祥茶号，我叔公继承祖业，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精制“屯绿”，以沪港茶栈转手外销。外销精茶的品种有“特珍”、“珍眉”、“特贡”、“贡熙”等，质量在国际市场上优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茶。抗战期间在屯溪老街与横街交叉口处开设怡春茶行收购茶叶加工，“1938年全镇茶号达86家，……制茶千箱以上的有23家，最大的两家吴茂记和怡新祥，制茶2406箱和1990箱。吴茂记开设在屯溪镇后街，经理吴子安。怡新祥开设在观音山7号，经理孙友樵。” 到1950年怡新祥茶号注册资金达132694元，为当时注册的各茶号（厂）之最，“建国前后经营‘屯绿’范围大的数‘万福祥’、‘怡新祥’”，是自清朝以来屯溪“有声望的茶商”之一 。
受“程朱理学”的熏陶，叔公秉承儒商之精髓，重诚信循商德施仁爱乐奉献，堪称一代儒商。在生意中概括出 “无俭不富、无仁不旺、无智不明、无勤不固”的“俭、仁、智、勤”经商之道，以“童叟无欺，真不二价”之主旨诚信经营。善于尊重管号（各制茶工厂总技术师）老师傅的技艺发挥，惯于体恤制茶工人的辛勤劳动：在三伏天派专人负责炮制薄荷菊花凉茶，供高温中工作的烚工（烚：精茶制造过程中用炭火除潮、增香的工序）降热解渴；给拣工备有藿香正气丸、十滴水、仁丹、万金油等防暑急用药箱等等。
清朝时期，屯溪茶市日趋繁荣，每年茶叶采摘后，茶农们都会把鲜叶挑到老街售卖，有一年，茶叶大丰收，市场价格却普遍拉低，茶农们苦不堪言，只好挨家挨户去茶号询问，来到“怡新祥”茶号时，孙友樵制止了店员压低价格，他认为要想把事情做长远，只有人家有利，你也有利才行。(详见央视网报道)
抗日战争时期，茶市冷落，产销衰微。茶叶是徽州农村经济的支柱，茶叶滞销农民的生活就非常困苦。为了解决茶叶收购的资金问题，叔公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拓展销路。1938年到1939年间叔公作为“茶商银行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积极筹商“茶商银行”，终因触及四大财团利益而未成果。
“1939年6月6日〔农历〕，日机轰炸屯溪西镇街，投下两枚燃烧弹将繁华的西镇街化为灰烬。灾后屯溪社会各界人士姚毅全、沈度如、孙友樵等提出，要吸收西镇街火烧连营的教训，发起开辟屯溪街防火通道的动议。”解放后，叔公献其所长，参加国营贸易公司的茶叶评审工作，并提出诸多积极发展工商业的建议。“1950年屯溪外销茶厂尚有23家，成立制茶业同业公会，选举孙友樵担任主任委员。并由他代表茶厂与全市茶工签订劳资合同，规范统一工资、工时福利等各项待遇规则，由市劳动局监督执行。” 抗美援朝期间叔公积极响应捐献活动，率先捐款5000万元（旧币），并与著名茶商汪子嘉联合代表屯溪工商界向全国各地工商界倡议为支援抗美援朝“长期捐献”，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此发了电讯报道。自1950年12月至1952年上半年，屯溪市工商界的认捐“屯溪号”飞机及各项捐款总计约13亿4986万元（旧币）。
1954年国营屯溪茶厂成立后，9月叔公主动提出将怡新祥茶号与另6家茶号（永华公、大华、永兴、致中和、恒丰祥和兴业）和1户茶行（罗万青）合资（投资总额342713元）转办公私合营祁门瓷土厂（1966年改名为国营安徽省祁门瓷厂）。
二、热心公益 尊师重教
叔公开明进步，热心于公益事业，积极支持和创办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寇侵略，当时南京安徽中学（简称“皖中”）400余名师生流亡到屯溪，当地镇公所一时无力解决师生住宿，叔公闻讯后连夜与工人一起将茶号工场腾出部分让师生住宿，学校筹备复课时，又将300余只木制茶箱供给师生作临时课桌。皖中校长姚文采见流亡来屯的师生得到安定，握着叔公双手说：真没想到先生这样爱国重教，实为徽州抗日救国的楷模，我代表皖中全体师生深表感谢！
1934年，屯溪小学一位算术老师朱道煌教学认真，但贫病交加，身子羸弱，上课咳血，叔公见状，得知其身患重病，当即请当地名医唐世英为其治病并悉心调理，医药费用全由叔公给付。
抗战时期，叔公为创办私立率口小学募捐，方绍培在《屯溪爱国民主人士创办私立率口小学》中记述：“率口地方村落林立，居民殷实，然失学儿童却有四、五百人之多”，“为了民族生存，为了夺取抗日最后胜利，为了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程氏众族捐出田地一百八十八亩赞助作为校产，其他商界和各民主人士如姚毅全、孙友樵、黄乐民等十多位先生也在会上表态募捐四千元，其中三千五百元，存储银行作为基金。”“终于该校在1940 年秋正式开学。”
解放前，屯溪公园街有一所张志六老先生创办的私立启明小学，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间，经费苦难，部分教师另谋他业，学生纷纷流浪街头。叔公连同工商联几位执委商谈应急办法，其个人出钱解决急需费用，后学校日常所用经费由工商联按月筹措。此建议报市人民政府获准后，将启明小学改名为私立工商小学，直至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4年9月，始由人民政府接管为公办学校，改称“屯溪市第三小学”。当时叔公还从百忙中特地赶到三小，督促原校长进行工作移交，并谆谆教导新一届学校领导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励精图治将三小办好。
建国初期，屯溪市和郊区的小学共20所，但中学教育基础薄弱，为了解决小学毕业升学这一问题，市人民政府除办好公立中学外，还鼓励群众及团体开办私立中学，以推进中等教育发展。叔公闻讯和汪维志主任带头倡议，在工商联内节约部分经费，再由各大商号捐助学金为办学启动经费。商会借阳湖原茶商小学为校址，省去了建筑校舍开支，并得到屯溪市人民政府及教育科的大力赞赏和支持，批准校名为“屯溪市私立工商初级中学”。叔公亲任该校董事长，筹措办学经费、聘任教师、解决贫雇农孩子助学金等等事项，费了许多心血。现该校以发展为拥有1,100多名学生的公办“屯溪第二中学”。1991年，该校举办40周年校庆时，叔公已89岁高龄，仍从合肥亲自提笔致贺：
三、高风亮节 厚德善为
叔公一脸福相，雅儒翩翩，光明磊落，廉洁勤勉，平易近人，生活俭朴，高风亮节，德披后人。叔公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和带领全省民建组织和工商联组织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戴笃行在《爱国敬业 风范长存——记省政协副主席孙友樵先生》中记述：“30年代我在屯溪小学读书时，经常于上学时碰见一位天庭饱满、目光慈和、穿着竹布短褂圆口布鞋中年人，在忙碌着来来往往……”这就是“名闻屯浦的孙友樵老板。”“友樵先生在1956年赴合肥任职前，皆在屯溪怡兴祥茶号(以号为家)中度过，既无雅居，更谈不上别墅了”，“直至90高龄病逝时，家中仍旧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及从屯溪搬去的旧式木质桌椅”。
“解放前，孙友樵先生在徽州虽然声望著著，但目睹旧社会官僚资本肆虐、官商勾结、苟且营私的陋习深感痛心，遇到商会或同业公会的官商吃、喝、赌、毒（鸦片烟敬贵客）应酬，总是藉故避之三舍……友樵在旧社会好似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莲”。
“屯溪解放之日，友樵亲睹解放军在屋檐下露宿，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的军纪，深受感动”，遂积极投身解放初期的工商业恢复工作中去。
提到和平解放屯溪，也离不开叔公等工商界名流的努力，他们会同屯溪军界、警界和工商界代表，于解放前夕在黄山旅馆开了一次协商会，研究和平解放屯溪有关事宜，决定采取“不开一枪，不放一炮”地和平解放屯溪的决定，当时受到屯溪市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叔公与在沪徽商詹福熙（自创南京路“华昌照相材料行”）的关系，在《詹福熙自述》和2009-10-13《杭州日报》刊载的《秘密通道》有记述：“……三天后船到屯溪，詹先生坐车直奔民权路孙友樵的茶号。两天后要再坐轿子经五城翻五龙山才能到达老家庆源村。
詹先生每次回家，上下都是住在当地首富孙友樵家里。孙友樵先生是屯溪有名的茶号商人，为人八面玲珑，早年与中共地下党时有接触，作了不少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在屯溪期间，经由著名爱国商人、婺源人孙友樵（1903-1992年，当时屯溪最著名的茶商，解放后担任安徽省工商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介绍安排和帮助，詹福熙发现了从临安、於潜、昌化、昱岭关、三阳坑、歙县到达屯溪的徽杭古道比较便利于货物运输，于是通过这条徽杭古驿道，把货物从上海经杭州运往屯溪，再从屯溪运往内地各大城市的华昌分店。”
“老是用孙先生茶号的账号，多有不便之处。”“为了便利于从上海发往屯溪的货物中转和资金结算，詹福熙买下了屯溪市民族路41号店铺，开设了‘祥大布店’。”
“孙友樵这次为詹先生引见了一位当地的贵人，一个国军驻屯溪师部的参谋长。此人与孙先生有点亲戚关系，非常客气。饭后备了一封信给昌化的驻军团长。大致说有好友詹先生等人要常来常往于此古道，希给予关照方便。驻军团长本是江湖上人，见是参谋长的朋友，很是热情。詹先生趁机奉上薄礼。”
叔公在合肥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出差到合肥去拜望叔公，叔公总是勉励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1983~1985年我爱人在教育学院进修，每逢端午节、国庆节或中秋节都要写信邀请我爱人到家中作客，询问和关心他的学业情况，勉励他“当一个深受人民欢迎的人民教师”；1984年我因出差将我母亲带到合肥，我母亲在叔公家住了十几天，受到叔公叔婆的热情接待。叔公时时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民国时期曾参与婺源返皖运动。后来我们在合肥见面，每每谈及屯溪的巨大变化时，叔公最是流露出一种由衷的喜悦，抹不去的一片思乡情结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