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关猥亵儿童判罪争议颇大，是否重判，法律界悬而未决。
在教育方面，必须将推进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
如何筑牢未成年人的保护屏障，补上儿童性教育与防范的缺失，并在罪案的裁定上参照发达国家从重从严，成为文明与否的试金石。
日前，最高法权威发布：性侵儿童情节极恶劣坚决死刑。该负责人称，性侵害儿童犯罪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的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姑息。
此前，有关猥亵儿童判罪争议颇大，是否重判，法律界悬而未决。2004年之前，嫖宿幼女甚至还当轻罪处罚。
有网友跟帖说：希望把拐卖儿童的也都执行死刑，因为拐卖行为同样恶劣！可以说，这方面的法律已严重滞后于现代文明的进程。
据最高法发布，以猥亵儿童犯罪为例，2017年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
同时，最高法还公布了4起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典型案例。从这些案件中可以判断，性侵儿童的重灾区在农村，在留守儿童。
这里有个更可悲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儿童性侵案件，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公开。专家粗略估计，性侵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隐案与报案比例是7:1。
如何保护未成年人仍是个沉重又长远的课题。对此，全社会要深刻反省，并拿出马上能付诸实施的法规和措施来。
儿童保护，从家庭教育开始
根据“女童保护”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86.55%的受访儿童表示没有上过防性侵课程，68.63%受访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防性侵教育。
从2017年南京高铁候车室男子猥亵女童事件看，受害孩子并没有 “隐私部位”不可侵犯的意识。大庭广众之下遭到猥亵，女童没有拒绝，也没有反抗。
通常的情形是，孩子们根本不清楚自己遭遇了什么，尽管她们隐约感到对“那件事”并不舒服，但却没有能力阻止它的再次发生，更意识不到应该向家中的长辈求助。
如果没有外界的强制干预，施暴者一般会对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犯罪，有些犯罪的时间跨度甚至长达数年。
有的家长在得知自己的孩子被性侵之后，第一反应会选择私了，原因可能是以为这是在保护孩子，或者觉得事情传出去丢人。另外，性侵案取证难、量刑低也是很多家长不愿意将罪犯告上法庭的原因。这就更进一步纵容了施暴者。
在教育方面，必须将推进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必须看到，中国的学校和家庭缺乏防性侵教育，很多人说不清究竟什么是性骚扰、猥亵和性侵害。
对比发达国家，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教育孩子“抚摸规则”：
教会孩子们身体部位的名称，以便他们能够说出身体的具体部位，并告诉孩子，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是私人的；
告诉孩子对同学的抚摸和使用语言规范，学会不去骚扰别人，也明白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怎样保护自己；
告诉孩子，如果有人试图触摸这些私人区域或想要查看它们，或者如果有人试图向他们展示他/她自己的私人部分，他们应该尽快告诉可信赖的成年人；
教会孩子什么是“界线”，并且可以向任何令他/她感到不舒服或害怕的接触说“不”。
法律该做的还有很多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本条第三款还定义了猥亵儿童罪，是指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的行为。所说的“猥亵”，主要是指以抠摸、指奸、鸡奸等淫秽下流的手段猥亵儿童的行为。
大家注意，“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与猥亵、侮辱妇女罪并列，只是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可见，“性侵儿童罪”并未独立成重罪，惩处量刑也是过轻的。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猥亵儿童罪一审判决书统计：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理“猥亵儿童罪”案件236起，同比增长93.4%。其中江苏、四川、广东、安徽、河南等地案件多发，一般判刑不超5年。
我们再看看美国，针对儿童的性犯罪是非常严重的重罪，量刑上仅次于杀人。比如在纽约性侵小于11岁儿童的，量刑起步就是25年。而韩国就更彻底，“《熔炉》事件”后对重罪犯施行化学阉割……
▲韩国电影《熔炉》剧照
美国建立了全国性侵儿童罪犯登记系统(SORA)，性侵儿童犯罪者信息对居民公开，搬家必须向辖区警方第一时间报到。有些州规定至少要有20年的报到期，有些州规定，终身都需要报到。有性侵儿童犯罪前科者不得住在儿童较多区域，有人举报必须立即搬家。
打击性侵儿童犯罪，除了我们自身需要加强防范措施，也需要立法者正确评估社会风险和影响，从法律上将保障和惩戒与时俱进。
斩断性侵儿童产业链
王振华案中，据带女童入住酒店的女子周某供述，事发当天，她带了两个女孩入住酒店，一个9岁，一个12岁。周某谎称带两女孩去上海迪斯尼玩，从江苏带至上海。当天王某对9岁女童实施犯罪，事后给付周某现金1万元。
可见此案背后是一个产业链，一个有组织的犯罪的黑手……周某的角色令人怀疑，其背后是否有一个“输送”幼女的病态链条？
既然是一条产业链，那就有经营者、也有获利者，再加上这条产业链不见阳光，那么必然会有保护伞。
是时候打掉这些黑色链条和保护伞了。
另外，前段时间杭州淳安女童失踪案，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监护人失责怎么办？在女童成长的9年时间里，她的父母没有做到起码的监护职责。
从中国当前现实层面上看，指望父母和亲朋好友承担未成年人监护还不够，比如针对乡村千万数量级的“留守儿童”困境，社会必须为这一代“留守儿童”的成长做好充分的工作。
在美国，不要说父母不在，即便是父母在但监护不力，也会被剥夺对孩子的监护权。
同理，众多乡村“留守儿童”也理应得到村乡一级或县市一级社工机构的监护和关爱。
“父母不养，社会给养”，孩子不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全社会的、属于未来的。对于儿童监护，我们必须进步到这样的现代观念之上。
一百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文明”的两大准则：“第一看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怎样待女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筑牢未成年人的保护屏障，补上儿童性教育与防范的缺失，并在罪案的裁定上参照发达国家从重从严，成为文明与否的试金石。
性侵儿童可判死刑，这是一项检验现代文明的法律。而王振华案能否查清楚，怎么判，能否还受害女童及其家庭一个公道，将会检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