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与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在人民大学隆重举行。IMI学术委员、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出席论坛并演讲，其表示面对当前金融系统中潜在的系统风险，除了宏观政策方面的应对之外，还应该在微观上有一定的措施。目前虽然有一些手段在帮助银行进行风险转移，比如有不良资产的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但这些手段都有很多的局限性。
以下为演讲全文：
2018年是中国系统性风险聚集的一年，但是并没有大事发生。不过对于金融业内的人士来说， 2018年仍然有一些局部风险的爆发，比如P2P的持续暴雷等。但2018年最引人注目的，几乎形成某种系统金融风险的，是在降杠杆的政策推动下，在股价下跌的情况下，市场风险通过转换成信用风险的方式较大规模地爆发了。我指的是一些集团公司，以旗下上市公司的股票为质押方式从银行大量获取融资的情况，由于股票质押的补仓和平仓机制，融资的风险在股价下跌的情况下集中爆发了。许多私营企业所有者发现一夜之间失去了对经营了多年的公司的控制。事实上，这个风险的出现业内是有清晰的预判的，因为这类产品涉及的风险机理、风险传递机制非常清晰，特别是在各个贷款机构精巧的风控设计所隐含的强大的顺周期特征，都预示了此类风险在一定情况下一触即发和迅速蔓延的必然。但这个风险很快就得到了控制，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依赖当时的行政手段得到了实现，比如说严令禁止金融机构平仓等。这种行政手段非常有效，它直接打断了当时顺周期的风险路径。但行政有段的干预也有它不可避免的代价：这就是在有效制止了风险蔓延对同时，也扭曲了市场规则下的惩罚机制，对风险的承担者和制造者都有失公允，最主要的是它可能会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日后行为。
如果这是2018年我们看到的情况，2019年我们又观察到了什么新情况呢？经济中有没有类似的风险聚集？如果有，这些风险的本质何在？传递机制又是怎样？有没有一些手段可以做一些预防措施？下面就讲讲我在2019年的观察。
2019年，我们观察到4种情况，都是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第一，5月24日出现的包商银行事件引发了市场对一批类似银行的担心。第二，华信集团、宝塔石化集团等机构一系列财务公司的个案陆续爆发，人们担心其背后可能有大面积风险的存在。第三，康美药业300亿财务造假，引起了市场对上市公司现金和资本金比例过高的情况的特别的关注，因为，它可能代表了潜在杠杆的存在。第四，地方债的情况，开始挑战“城投信仰”。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风险的实质是什么？是否隐含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第一类风险代表商业银行底层信用的持续恶化，而且是在经济发展薄弱的地区首先发生。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经济上行时期，随着信贷标准和资产负债管理的逐渐放松慢慢累积的。所以，包商银行在这样大的经济环境下应该不是个别的现象，应该是有一批银行存在着信贷标准放松的的情况，这是它们的特点。
之所以有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存在，是原因这一类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够稳定，特别是负债端缺少大量的稳定的个体存款的支撑，而是依赖同业存款、大额存单等等方式，一旦发生所谓的交易对手风险，可能会导致其它金融机构存款的大量撤离，因此，这个情况可能会蔓延。
那这类风险的规模有多大？目前国内银行的总资产大约是270万亿元，城商行的总资产规模大约在50-60万亿，所以包商银行背后可能代表着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如果按5-10%估算，这类风险的总敞口可能会在2.5万亿到5万亿之间。
第二类风险是财务公司，大部分财务公司应该是集团所属的，它本来应做的事情是支持本集团的发展。但是这些财务公司往往大量介入了票据交易，而且这些票据交易多属于质押交易，问题是，这些票据业务很多是在保证金不足甚至没有保证金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意味着其背后是过度杠杆的形成，所以财务公司暴露的问题，其本质上是过度杠杆的问题。据估计，这类风险的总敞口大约在万亿规模。
第三类风险是上市公司造假背后的风险。康美药业事件表明，部分上市公司实际上利用了这种虚假财务手段，甚至是在银行理财产品的 “帮助”下，制造了过高的现金存量，然后利用现金存量进行质押，帮助与自己相关的企业获得金融杠杆。通常这样的企业会出现“高存高贷”的情况，一方面有很多的现金在资产负债表上，另外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负债，现金占总资产比率往往高达50%上下。如果作个估计，我估计这类风险的总敞口大约在5千亿左右。最后关于地方债就不再多说了。
系统风险有没有一些解决办法？我想在这里提一点建议。我认为，面对当前金融系统中潜在的系统风险，除了宏观政策方面的应对之外，还应该在微观上有一定的措施。
目前虽然有一些手段在帮助银行进行风险转移，比如有不良资产的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但这些手段都有很多的局限性。因此，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种国外采用的风险转移手段，即合成风险转移(Synthetic Risk Transfer)，SRT属于一种衍生产品。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SRT在欧美地区已被广泛应用，在该产品不断演进中它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名字，例如CSO、合成CDO等，名字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金融工具认识的演变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今天的SRT是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资本、经济资本或者评级资本等等的释放工具，它的主要做法是把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从风险较高的银行当中转移出去，或转移到银行系统之外，或转移到风险较小的银行当中。
事实上，应对系统风险的方法非常有限，或者说根本没有太多办法事前应对。按照系统风险的定义，它是一种黑天鹅，而黑天鹅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稀少性以及巨大的破坏性。系统风险发生之后的解决办法通常是分摊风险，这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由纳税人最终承担。虽然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措施有限，但在风险已经集聚的情况下，SRT仍不失为一种事先分散风险的手段。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是，随着风险在金融系统的集聚，监管资本将出现匮乏，从而信贷规模的增长将受到抑制，并且会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运用SRT，银行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监管资本不足的问题。
解决监管资本不足有几个手段，比如直接增加股本金。但是增加股本金可能会因为股市不好，融资受到限制，同时还会稀释现有股权。再就是银行变卖资产，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变卖资产会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变卖资产会使银行失去多年经营的客户关系。而SRT恰恰可以克服这些弱点。当然，在中国市场推动SRT一定要针对中国的国情，而当前首要的是得到监管的重视，并有针对性的着手开展研究和试点工作。
编辑 刘文婕
观点整理 毛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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