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里有两个非常独特的、令人感到有些多余的情节，一个是张稍和李定的渔樵之辩，一个是荆棘岭树妖突然劫走唐僧谈论诗歌。前者连篇累牍地咏唱《蝶恋花》或《西江月》，完全不顾读者或听众的耐心，后者的行为莫名其妙，一群树妖没事找事，被追上来的猪八戒几耙耙死，连点挣扎、反抗都没有，给人感觉是“活够了，最后招惹一下圣僧，疯狂一把”。
这两个情节完全没有存在必要，它们对故事的走向没有任何影响，对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没有任何帮助，它们就那么杵在那里，和其他的篇章格格不入。但它毕竟出现在小说里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吴承恩这样设计的用意。
（一）似嫌多余的“渔樵”第一个情节，是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的渔翁和樵夫之辩。两个人争论究竟是打渔好还是砍柴好，吟了好些诗词，最后也没争论出什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都好”。问题是，这俩都是体力劳动者，哪个都不见得好。
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
渔翁和樵夫这两个身份，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南帝”段智兴有点苍渔隐、樵子、武三通和朱子柳四位弟子，合称为“渔樵耕读”。但最起码在明代姚舜牧的诗歌里，就已经出现“渔樵耕读”的连称了，金庸只是沿用古时候流行的说法：
《渔》：孤篷移向芦洲歇，不问潇湘与溟渤。悠然濯足自在流，一声吹上东山月。
《樵》：腰鎌独向山中劈，担荷薪枝日将夕。青松林下且息肩，坐看一泒寒流碧。
姚舜牧这两首诗歌表现出游离于名缰利锁之外的人生理想，这是一种融合了庄与禅的逍遥自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适。但它又偏偏只是一种想象，歌咏赞叹渔樵生活的，往往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渔樵。真正以捕鱼和砍柴为业的劳动人民，天天为生计辛苦憔悴，哪里有这么风流快活？
姚舜牧这种清谈式的渔樵之思也体现在《西游记》张稍和李定的对谈里。在情节设计上，这两个人的对谈对故事发展没有一点点帮助，完全可以删去。如果说要引出泾河老龙违反天条上了斩龙台，那也不需要这么多风雅的《蝶恋花》或《西江月》。茶馆里的说话人，槐树下的讲古者也绝不会把这些诗词一首一首全部说出来——单调而冗长的对吟，勾不起听众的好奇心。
（二）文人的小小情怀但《西游记》又不仅仅是一个话本，它还是一本案头书，是文人们品评的对象。这些诗词对情节的帮助不大，对情节没什么意义，但是对作者、对一部分读者有意义：这是不多的可以一抒文人心怀的机会。
不要忘了，中国文艺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还是“文以载道”、“诗言志”的观念，这一方面要求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创作不能游离在社会伦理道德之外，要展现一种符合大众预期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文学还要表现作者个人的情趣和思想深度，渲染出本人的独特胸怀。因此小说作者借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取向和意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张稍和李定所说的话，恐怕都是吴承恩本人想说的话。把这些诗词嫁接到小说里，也算是一种夫子自道。两人的对谈以张稍的感叹开始：“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去。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这就是两人对谈的核心——逍遥。
但《西游记》毕竟是部神魔小说，主要表现的并不是渔樵之闲，否则也不需要形成情节紧凑的小说，只要有诗歌或韵文之类就可以连篇咏叹了。张稍和李定最后还是要落到神魔手段上：
张稍道：“李兄，你虽这等说，你还没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营生，极凶极险，隐隐暗暗，有甚么捉摸？”张稍道：“你是不晓得。这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他就与我袖传一课，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买卦，他教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西岸抛钓，定获满载鱼虾而归。明日上城来，卖钱沽酒，再与老兄相叙。”二人从此叙别。
这才开始进入正题，前面那些诗词，只不过是漫长的引子。对作者来说，他情不自禁地为渔樵生活大书特书，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神魔毕竟虚妄不实，西游世界只是虚构，读者觉得兴致勃勃，对作者来说它却只是荒诞不经的构思。作者想趁机抒发自身的清雅，这就造成了张稍和李定对渔樵生活连篇累牍的赞扬。
（三）“文艺至死”的荆棘岭树妖第六十四回，吴承恩故态复萌，又出了一个与故事大氛围格格不入的《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一群妖怪把唐僧劫持了，大家一起聊聊诗歌——唐僧是僧人啊，又不是诗人。要谈诗，你劫个和尚干嘛？虽然诗僧也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但吟诗真的不是和尚的主业。
荆棘岭遍生荆棘，蔓延八百里，难以人行，取经却要翻越此岭。就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荆棘岭里，生长出了一窝热爱文艺的山精树鬼。他们冒充荆棘岭土地，居然敢从孙悟空面前把唐僧劫走，也真是胆大包天。
他们把唐僧劫走的目的最初并没有表现出来，唐僧看他们的居处，是“漠漠烟云去所，清清仙境人家”，聚谈的一群树妖（当然唐僧认不出来）还挺有仙道风采，像是简约逍遥之士。十八公乃松树，号曰劲节，孤直公乃柏树，凌空子乃桧树，拂云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枫树。他们吃的是茯苓膏和香汤，于木仙庵“会友谈诗，消遣情怀”，快快乐乐地和唐僧吟诗谈禅，也算是一窝有志趣的妖怪。直到唯一的女妖杏仙出场，气氛陡然变化，一众树精要强迫唐僧和杏仙成亲，说到底他们应该还是贪图唐僧十世修行的真体：
十八公好歹是松树成精，居然对唐僧说：“杏仙尽有仰高之情，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如不见怜，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决不苟且行事。如此样举措，是我等取罪过了。污人名，坏人德，非远达也。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凌空子保亲，成此姻眷，何不美哉！”
唐僧是否和杏仙成亲，以现代人的眼光，即使杏仙愿意，也还要问唐僧是否愿意。但答案是很显然的，唐僧为什么要愿意？他是矢志西天求经的大唐禅师，如来的二弟子金蝉子转世，身负重任，颠沛流离，历经寒暑才从大唐走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来和杏仙这种根底不清、妖格卑下的陌生妖成亲的，他能得个什么好处？杏仙也绝非什么真心爱上圣僧，初一见面就能说出“佳客勿得烦恼，我与你倚玉偎香，耍子去来”，肯定也不是什么正经妖。
这群树妖看似风雅，实际虚伪，堪称一群虚文假礼的假文艺。
（四）猪八戒最成功的降妖经历这个部分显得突兀，原因之一就是这群树妖胆大包天敢劫走唐僧，又实在太不能打。只是听到孙悟空的声音就“那四老与鬼使，那女子与女童，幌一幌都不见了。”别的大妖敢劫唐僧就敢和孙悟空对打，这一群树妖硬是连面都不敢露一下，任凭猪八戒“一顿钉钯，三五长嘴，连拱带筑，把两颗腊梅、丹桂、老杏、枫杨俱挥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漓。”最后“索性一顿钯，将松柏桧竹一齐皆筑倒。”
过于文艺可能会影响战斗力。整个西行路上，再没有比这一窝妖怪更难除灭的——它们甚至都没有挣扎、连惨叫声都没有，就被猪八戒整断了根。猪八戒在别的妖怪面前畏畏缩缩，有的小妖都敢对天蓬元帅放肆，只有在这群文艺得过分的树妖面前，猪八戒才显得威风凛凛。
连猪八戒自己都没想到吧，活了这么多年，降妖从来没这么顺利过！
这就越发显得树妖们的行为成谜。如果说要论道，唐僧不过是个凡僧，能论个什么道？如果说是仰慕、拜会，要拉关系，何必采用劫持这种手法；如果说是真要对唐僧不利，看他们最后宁可被猪八戒筑个断根也不敢出来骂一句，真不知道他们劫走唐僧的底气何来，难道就因为自己妖风快，觉着孙悟空和猪八戒追不上他们吗？
《西游记》既然是文人作品，作者就总想着时不时流露出一些文气。“木仙庵三藏谈诗”就是作者的文瘾发了。平心而论，唐僧修的是佛理，又不是什么诗人，树精们与唐僧所谈的这些诗，空空洞洞，算不得好诗，但作为文人的作者就好这口，似乎很想以此标举自己的身份：
那长老见此仙境，以为得意，情乐怀开，十分欢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禅心似月迥无尘。”劲节老笑而即联道：“诗兴如天青更新。”孤直公道：“好句漫裁抟锦绣。”凌空子道：“佳文不点唾奇珍。”拂云叟道：“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始重删雅颂分。”三藏道：“弟子一时失口，胡谈几字，诚所谓班门弄斧。适闻列仙之言，清新飘逸，真诗翁也。”
文兴发了，这些树妖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由它去吧——
甚至都不用铜皮铁骨的孙悟空动手，猪八戒就能结束这群荆棘岭群妖的妖生。本来它们在小说中就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已。
（五）文人最后的倔强小说家言向来不入大雅之堂，在中国古代士林心中，诗词文章才是展露文采的正道，小说这种里巷闲谈的文学形式，地位并不很高。唐代传奇、宋代话本等中国古代小说的早期形式，在文人眼中都算不得是正正经经的作品，只是闲暇时的游戏制作，不要奢望以此留下文名。
宋代以来，继诸多文人参与到话本、拟话本的创作之后，元代开始出现以曲为代表的民间文艺的创作高潮。此时由于思想文化界的世俗化进程，民间文化大大兴起，产生了对散曲、杂剧、话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官场失意、报国无望的文人们因为不能、不愿或不爱参与到政治活动里，反而把精力投入到通俗文学创作之中。明清小说也正是在这种世俗文化、民间文艺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一反中国文人长期以来的抒情文学特征，在叙事文学上大踏步前进，形成了由文人执笔创作但主要为了迎合大众需要的、情节曲折紧凑、人物形象鲜明的长篇叙事文学。
文人们在古代文学精神和当时文学需要之间要求一个平衡：既不能放弃古代“文以载道”的理念，又要贴近大众的口味，既要表现作者对自身文人情怀的认同，又要顾及其在民间的传播性，这就使明清时期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往往呈现出一种兼顾的状态，在情节上极尽雄奇险怪之能事，在思想上或者拔高到国家兴亡，或者展现情怀雅致，抑或二者都有。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的渔翁和樵夫之辩，以及是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就是这种“求平衡”的结果。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就能同时兼顾社会与个人、作者和读者等多方面的需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