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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21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在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举行。此次发布会公布了35件(套)新征文物史料,其中,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赵步阳副教授捐赠的1988年年初填写的《南京血祭》稿费审批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南京血祭》是“我们在记录南京保卫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重要的文本”,这部写于1939年的作品为何近50年后才出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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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步阳捐献的《南京血祭》稿费单

《南京》一直没有出版

1937年12月1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接到了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此前后,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刚上初中二年级的笔者随父母调动工作来到南京,在此生活、读书、工作,迄今已三十余年,当年初闻南京大屠杀事件、参观纪念馆时受到的震撼,至今犹在眼前。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注意搜集与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史料,阿垅《南京血祭》首次出版时的稿费单据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遇到的。

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1907年生于浙江杭州。因家境贫寒,只上到初中,靠自学考入上海工业专科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他考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军校结业、见习期满后,任国民党第八十八师少尉排长。1937年8月12日,随部队自江苏调防至上海闸北,旋即投入八·一三淞沪会战。10月23日,在敌机轰炸中右面颊及牙齿负伤,被送至后方南昌医院,再转至长沙医院。后来,他称这一天是他“再生的日子”,口腔疾病也成为战争留在他身上的印记:每当他感觉疲劳时,口腔就会发炎,这种疾病陪伴他终生。

1938年,阿垅经胡风介绍,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吴奚如的关系,辗转前往延安,1938年年底途经西安的时候,阿垅听说一位有日本兵写了一部关于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深感震动,他不能接受这样的战争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于是着手准备写作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京》。

阿垅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抗大学习,自此“他对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局有了全新的认识”。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于是,他潜心写作,到1939年10月13日,完成了《南京》的创作。

《南京》以悲愤的情绪为指引,以饱满的笔触还原了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同时思考了南京保卫战惨败的原因,“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绿原)。

作为第一部反映南京保卫战的史诗般的纪实文学作品,有学者评价:“从今天的文学的文献资料来看,《南京》这部长篇小说是我们在记录南京保卫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重要的文本。”

1940年,《南京》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办的长篇小说征文中获奖(一等奖酬400元)。然而,据说是因为在评奖的过程中,有的评委未能遵守规定,拆封看见了作者姓名,因而该奖最后未能公布名次,只是颁发了奖酬。阿垅后来也是用这笔奖酬,从西安转去了重庆。

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完成后没有立即出版。现在的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南京》一书“清醒地反思了南京失陷的悲剧与抗战败退的历程,暴露了当局作战部署失误等问题,而无法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一直被禁止出版”。

另外,对这部作品,阿垅自己大概也是有不太满意的部分。他非常在意朋友们的批评,特别是,他非常想修改出让他和自己尊敬的师长胡风都感到满意的一稿。这也可能是《南京》迟迟未能发表的原因之一。在《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中,自1939年2月9日至1942年9月6日,在阿垅致胡风的信中,提及《南京》的次数达到了25次之多。很显然,阿垅自己对于这部作品是十分看重的。不过,直至1947年7月7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周年的时候,胡风在写给阿垅的信中,还有改写《南京》之议,“我劝你在山里找一个地方,找朋友介绍,或找庙里,住他两个月,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改写《南京》,也当作休息或避暑”。可见到此时《南京》也未能出版。

直到南京保卫战50年后的1987年,《南京》才从阿垅的遗稿中被发现,得以重见天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书名改为《南京血祭》,并于当年12月出版。此时,阿垅已去世20年。

阿垅生前还做过情报工作。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记录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小册子带给胡风,让他转交给地下党。阿垅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

1947年春天,阿垅在南京,从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在国防部五厅工作的周兆楷处听闻,蒋介石正计划从左翼包抄鲁南新四军。阿垅迅速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了胡风。

根据学者研究,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给地下党。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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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血祭》封面

《南京血祭》稿费审批单

《南京血祭》稿费审批单,我是在2016年11月19日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的。这张稿费审批单是1988年1月25日开出,上有李文兵先生、陈早春先生、林乐齐先生签名,代收稿费的阿垅之子陈沛的地址信息,以及稿酬支付标准、计算方法等内容。另有与稿费审批单装订在一起的,填写于1988年3月20日的两张稿费支付单(存根),编号分别为1048号(支付陈沛先生稿酬2263.33元,注明代扣个人调节税及代扣购书款等信息)、137号(支付七月派诗人绿原先生序言稿酬57元)。

这三张单据,不仅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出版行业的印刷、稿酬支付等情况,最重要的是,它补充反映了《南京血祭》出版时的一些情况。比如,可能是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或图书出版规范性不足等原因,《南京血祭》出版时,相关责任人的信息并没有能够在本书的封面、版权页、封底等处有更多的反映。而关于本书的编辑、整理等工作的信息更是付之阙如。研究者最多从绿原所作的序中,做些基本的分析和简单的判断,而对于像“阿垅《南京》一书的遗稿究竟是在哪儿发现的?”“是谁‘代替作者做了一些必要的文字加工,并将原来的书名《南京》改为《南京血祭》’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本书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这样的问题,在这几张稿费单据出现之前,研究者是没办法有更多了解的。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阿垅的遗稿应该是在阿垅之子陈沛那里发现的,《南京血祭》的责任编辑应该是林乐齐(稿费审批单的填写人),文字加工大抵是他的份内工作,当时的编辑室主任是李文兵。而《南京》改名为《南京血祭》,以及这本书的编辑和整理工作等,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七月派诗人绿原、鲁迅研究专家陈早春和李文兵,以及叶圣陶研究专家林乐齐等,应都曾参与其事,至于具体是其中哪一位,则需要依靠更多史料发掘来加以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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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垅《第一击》

1987年是不是首次出版

今年年初,在我的工作单位金陵科技学院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的校馆共建活动中,我向纪念馆负责文物资料征集保管工作的艾德林主任提及了我手上搜集到的这几张稿费单据。艾主任立即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到了11月初,艾主任正式向我发出了向纪念馆捐赠这几张稿费单据的邀约,对我来说,这真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实在是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开心与骄傲。

为了确认这几张稿费单据的价值,艾主任在微信上向我提问:你在研究中有没有发现这本书有更早期的版本?早期有没有刊登在哪个报纸和刊物上?我没想太多,依据绿原为本书所作的序回答: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是阿垅写成此书48年后首次出版。过了大概两个小时,艾主任给我发来了一个网页链接,提醒我,关于《南京血祭》的第一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南京血祭》是1987年首次出版,还有一种,是上海曾在1947年就出版过《南京血祭》。而在某些出版物或文章中,也提到了“《南京血祭》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消息,并有具体描述:“以一幅日军杀害我同胞的木刻图为封面。遗憾的是初版仅2000册,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

这个说法,不仅与绿原为1987年版《南京血祭》所作序里的说法不符,也与阿垅的生前好友罗洛等人的回忆有异。特别是,如前文所述,《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中,阿垅多次与胡风谈及《南京》,但是并未提到过这本书在当时出版的情况。阿垅写作和出版的事情,受胡风影响很大,而且胡风很看重《南京》,阿垅1939年写作《南京》的几个月中,写给胡风的信,几乎每信必谈《南京》。所以,如果《南京》当时出版了,他们的通信中是不会没有反映的。

但“该书在上海出版,以一幅日军杀害我同胞的木刻图为封面,印2000册”,如此明确和具体的信息,按理说应该是可以找到实物的。可是以“阿垅、《南京、1947》”为关键词在网上、往下搜索,依然遍寻不着。无奈之下,我回头再查《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反复爬梳后,我注意到,1946年12月22日、1947年3月29日、4月15日,阿垅都在信里提到了一本书,那就是他初版于1940年的报告文学集《闸北七十三天》,上海海燕书店于1947年改名为《第一击》、署名为“亦门”重新出版了。那么,会不会是前述的文章将1947年版的《第一击》误记为是“《南京》”了呢?

我立刻查找署名为“亦门”的《第一击》封面和版权页照片,打开一看,果然,封面是一幅木刻画,画面简洁有力地表现了一位同胞被射杀的场景,而在版权页上,也明确地反映着,此书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版,印数为2000册。除了书名,这些信息都与之前的描述相符合。

我又试着联系了对南京沦陷史等有深入研究的经盛鸿老师,询问他的意见,他很快回复我:您的分析是对的!

“说有容易说无难”,我的顾虑全消。1987年版的《南京血祭》,确实就是《南京》一书写出近50年后的第一次出版。

特约撰稿 赵步阳

(本文作者系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校对 徐珩

来源: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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