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澶渊之盟过后，宋朝便开始了卑微的岁币外交。所谓的“岁币”特指宋朝依据合约规定向外族输纳的钱物或者地方特产 ，因其按年缴纳而名，其意最早见于《宋朝事实类苑》：“偿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元伤”。岁币外交一方面给两宋带来了和平，另一方面给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带去了日常的物资需求，表面上算是互惠互利，但实际上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货币战争。
首先需要肯定的一点，岁币外交确实给两宋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宋朝300余年的历史，有120年的和平就是通过岁币获得的。但是岁币外交的存在，让本就孱弱的北宋军队更加堕落。要知道北宋建立之初，即便是澶渊之盟的时候，宋军在战场上依旧能够小胜辽军。本身澶渊之盟，就是宋朝小胜辽国，换来了和谈的机会。奈何北宋的外交官信心不足（主要还是皇帝不想战），于是在和谈的时候处处被压制。最终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执意签订了对己不利的和约。
宋朝之所以如此着急签订和约，主要因为岁币外交换来和平的代价比战争换来和平的代价更低。尝到了岁币外交带来的和平之后，整个朝堂之上，大部分文官都开始默认了这种外交方式。不经历战争就获得和平，让两宋的军队没有了战争的历练，以致于宋朝军队的实力从尚且能小胜辽军，到后来连西夏都打不过。
两宋的税类繁多，赋税繁重。以南宋为例，它的赋税是唐朝的七倍之多，而南宋赋税繁重的主要原因就是战争和岁币，史载：“季世金人乍战乍和，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堪，于是因民苦官之重”，“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於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繁重的赋税，不仅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还加重了宋朝的财政亏空程度。当时有个叫做胡铨的官员就曾给皇帝上书说：“自桧当国二十年间 ，竭民膏以饵犬羊，迄今官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可以说南宋的百姓不仅仅要养数量庞大的宋军，还要为朝廷的岁币外交买单，沉重的负担将农民财富搜刮殆尽。
岁币外交损人主要是体现在弱化了游牧民族尚武精神。游牧民族打仗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现在两宋主动说要给它们送来财富，再尚武、再勤奋的人也不会拒绝吧。以“澶渊之盟”为例，辽国得到了绢20万匹、银子10万两，而“庆历和议”，西夏得到了银子72000两、绢153000 匹、茶30000两；南宋绍兴十二年开始，金国每年春季可以从南宋这边得到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如此众多的财富拿到手，辽、西夏、金等国自然是不会为难两宋。
我们都知道战争动机是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岁币外交使得游牧民族不用战争也能得到丰厚的报酬。顺便一提，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虽然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但是也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个人跟国家而言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跟承担一定的风险。现在有了岁币外交，游牧民族的领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成本跟风险。在低成本、低风险、大收益面前，士兵也能获得财富。从上至下，都能够从两宋的岁币外交当中获利，让辽、西夏、金三国彻底失去了战争的动力。
不用战争、不用牺牲就能获取高额的利益，让这群好斗的游牧民族失去了他们先祖的尚武精神。以西夏为例，从党项远祖拓拔思恭到李继迁、李元吴、李谅祚，西夏早期的统治者都是战场上的勇将。在他们的感召下，西夏人“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刀、死行阵，若谈笑然”。但是到了西夏后期，统治阶级日益沉湎于腐朽的奢华生活原本被人称道的尚武和拼搏精神逐渐消退，国家和民族失去了奋发向上的活力，衰败的命运无可避免。
尚武精神失去的同时，游牧民族生产方式也因为岁币外交而发生改变。原来游牧民族获得生活资料，是通过游牧跟战争掠夺。这种生产方式深受季节跟地理环境的影响，现在岁币可以直接获得现实利益，而且还不用受季节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这让游牧民族开始放弃了传统的游牧跟战争掠夺，改成了坐享其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久而久之辽、西夏、金三国的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以至于辽打不过金，金打不过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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