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下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言论：他杀害兄弟、逼父亲退位，品德坏透了，凭啥被视为千古明君？

这个逻辑，体现出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做人就该温良恭俭让，德行远远比才能重要；身为天下人榜样的帝王更应该如此，逼父、杀兄、废子，是典型的大逆不道，与儒家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因此，李世民这样的人不可能管理好国家，所谓的贞观盛世一定是杜撰的。

这种观点其实很不公正。

明君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假设一下：

明知自己已经“功高震太子”，李世民仍旧无条件的孝顺友爱，李建成会不会放他一马？两人是不是可以和谐共存？或者说，他就应该洗干净脖子，眼巴巴等着被自己的兄弟整死？

如果明明知道太子李承乾胡作非为、极有可能像秦二世那样把大唐带向毁灭，李世民却像如今的一些熊家长一样，继续无条件的宠爱这个熊孩子，以保全自己的“慈父”形象，那接下来大唐的百姓将会承受什么代价？

还有人说李世民逼父亲李渊退位。如果我们结合史料对李渊的性格进行更多了解的话，会发现这更像是他本人的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外有强敌、内部不稳，为了避免自家政权面临不可预知的动荡，他决心退居二线，将权力悉数归于唯一在世的成年儿子手中。

舍身饲虎，只是宗教传说；溺爱子女，更会害人害己。如果一个皇帝对家人无条件放纵，对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广大老百姓却极尽横征暴敛、肆意摧残之能事，对外处处被动挨打、以至于生灵涂炭，这种皇帝是明君吗？

反之，一位帝王在家族内部斗争中手段狠辣，夺权后对宗亲严格要求、毫不法外徇私；对于朝廷内外官员、普通军民却以制度妥善管理、极尽安抚，实现国泰民安；对外主动出击，将强敌消灭在萌芽之中，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皇帝值不值得受后世爱戴？

对待家人，慈爱、孝顺也许就足够了；治国则复杂得多，起码需要胸怀天下的格局、海纳百川的气魄、知人善任的水平、雷厉风行的手段、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压抑个人喜好，将百姓、天下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能够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贡献的话，那就更难得了。

显然，前一种比较容易，后一类则难上加难。因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对家人慈爱的帝王比比皆是，能够创造盛世的则相对珍稀。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李世民之所以能被后世奉为明君的象征，正是由于他具备了杰出帝王所需的一切素质。

身为帝王，却能用制度约束皇权

大一统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本质上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帝王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使得思想统一、行动一致，避免中原再度陷入春秋战国时内部割裂混乱的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权力过度集中，帝王本人的素质与政权是否能正常运行直接挂钩；而无限制的皇权，不断造就了大量一意孤行、不顾大局的统治者，将一度强盛的王朝带向末路，如秦二世、东汉恒灵二帝、隋炀帝杨广等。

因此，封建时代的人们想要安居乐业，几乎等同于赌博；国家是否安定和谐，几乎与君主是否圣明息息相关。同时，为了制衡、限制皇权，臣子们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最终结果往往并不怎么美好，甚至由此滋生了外戚参政、宦官专权等怪象，导致政权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这一切，都是源于帝王本人具有封建政治的绝对话语权，若要对其进行约束，只有两个办法：推翻他，或者他本人有足够的觉悟。但王朝的更迭，其一代价太大，其二很难带来制度的脱胎换骨，顶多是再来一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循环。

而李世民身为帝王，则属于罕见的一类——他主动以制度约束皇权：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才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下达了第一道诏书，内容是关于谏议制度的：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员觐见皇帝商议朝政时，必须让谏官贴身跟着，君臣议事时若有不妥之处，必须立即指出。这样一来，君臣双方都被置于监督之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

同时，那时的谏官不再限定于某一个职位，而是涵盖了朝廷中官员体系的各个品级，从八品到三品都设置了大量谏官，形成了上规模的谏官群体；同时，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形成了制度：“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总有一款能起到作用。

而在过去，谏官制度往往沦为点缀，其能否发挥作用完全视君主个人的喜好。李世民的一系列制度，则让这一古老职务真正发挥了作用，以至于诞生了魏征这样的千古谏臣。

此外，贞观年间还诞生了“五花判事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即：对于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书的中书舍人们必须在文件上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样一来，很好地弥补了个人意志对政事的左右，自此以后，唐王朝的决策“鲜有败绩”。这里面，依稀有近现代某些制度的影子。

人尽其用，首次彻底跳出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首先，在如何选人方面，李世民的标准比较简单：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对于溜须拍马的官员，李世民从来都是深恶痛绝。比如在公元645年，李世民远征高句丽后率军归国。经过易州境内时，负责接待的司马陈元璹献上了种在温室里的青菜，他本以为，自己的苦心之举，会让饱受戎马之苦的皇帝龙颜大悦，说不定能由此飞黄腾达；不曾想，李世民看到这些反季节蔬菜后，气得直接将陈元璹免官：“上恶其谄，免元璹官”。

而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给自己面子的忠直官员，李世民则是另一种态度。公元633年，李世民问魏征：“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但见到我时却时常语无伦次，这是咋回事？”

魏征说：“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前，时常殚精竭虑，甚至耗时好几天；但见到陛下后，却说不出三分之一，他们主要是担心自己的不同意见让您不高兴。”

李世民得知后，接见大臣时更加和颜悦色，甚至对有些不太客气的言辞也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而我们的魏征大人，专业挑刺、找茬十余年，甚至经常在朝堂上经常怼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却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其次，李世民对待大臣从不苛求尽善尽美，容忍他们存在缺点。

宰相萧瑀是初唐重臣，位居凌烟阁功臣录第九位，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对人要求过高，时常拿苛刻的道德标准要求同僚，甚至对同为凌烟阁功臣的房玄龄、杜如晦也有很多意见。

公元646年，他向李世民告状：“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即，房玄龄结党营私，跟一些大臣关系过好，有谋反的嫌疑。

对大部分帝王而言，非常乐于见到大臣们互相拆台的情况，以便于自己从中制衡、玩弄权术。但李世民却不同：

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即用人不能苛求完美，要容人所短、用人所长。当然，对于打小报告的萧瑀，李世民也容忍了下来：“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时期名臣满朝的秘诀所在。

第三，打破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每当新的王朝建立，由于权利的绝对排他，曾经休戚与共的国君与功臣之间，总会不可避免的步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死胡同。手段狠的，直接把那些功臣肉体毁灭，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文明一点的，会让他们离开权力核心，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等。

不过李世民则完全避开了这一规律，他一不杀人、二不架空，除了触碰底线的侯君集与张亮外，其他功臣不仅按照贡献加官进爵，而且在接下来仍旧待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大唐的发展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李世民的秘诀，就在于制度、法令。他的绝对心腹、在玄武门救过自己性命的尉迟敬德，曾经仗着功劳在酒宴上争抢座位，甚至殴打其他大臣，李世民则毫不留情地提出严重警告：

国家纲纪，唯赏与法，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不用权谋、心机去玩弄制衡，而是依靠法令约束特权特权，这种治国态度，时至今日仍具有积极意义。

管理国家不易，能首先对统治阶层自我审视，则更为难得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些帝王虽雄才大略，但在对待百姓方面却不怎么温情，甚至单纯的将他们视为实现自己抱负的工具。

李世民即位时，经过隋末的战火洗劫后，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一片残破，战乱虽已平息，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社会生产并未完全恢复。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多帝王普遍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最为典型的就是隋炀帝杨广。

公元626年，在谈到怎么应对各地的盗贼时，一些大臣建议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法管束这些“刁民”：“或请重法以禁之”。但李世民对此却不以为然：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老百姓之所以落草为寇，主要是被官员所逼；若循规蹈矩无活路、铤而走险方苟延，这世上哪还有良民？

因此他认为，若要治民，先匡正官僚阶层自身，他抛弃严刑峻法，致力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几年之后，大唐迅速换了副模样：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如果隋炀帝有他这份觉悟，强盛的隋王朝也许就不会灭亡了；如果后世的宋朝君臣把这段记录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也许就不会有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了（当然这只是小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这个道理的帝王将相数不胜数，落到实处的却是珍惜物种。

（至于李世民如何主动出击，将周边游牧民族的威胁扼杀在萌芽之中，拓宽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如何不遗余力赈济灾民，真正让百姓安居乐业，在此不需赘述。）

在封建帝权制度下，如何约束权力、维持结构安定；怎么走出个人意志的怪圈，不以帝王喜好为转移，充分发挥各阶层人才的作用；如何兼顾百姓诉求，不把农民阶级视为被压榨利用的工具……这些议题，已经超出了封建制度的所能解决的范畴。而李世民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达到了封建帝王的极限，这就是他被视为千古明君的核心原因。

至于他的宫廷争斗手段，在那些只求能一展所长、避免功高震主的文臣武将眼中，在那些只求安居乐业、好好活着的老百姓眼中，跟自己有什么关联？他们要的是一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帝王，而非一位道德模范；前者可以雪中送炭，后者只能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