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避不开财政问题，而诸多朝代的财政问题都能在中期通过改革得以改观，但明朝的财政问题却是朱元璋亲手栽下的种子，他以固化的行政、财政体系，锁死了明朝的改革门路。所以一个“放牛娃”的财政思维伴随着大明王朝近300年，即使我们熟知的张居正尝试过改革，但也只能是小修小补，无以消除朱元璋打下的深刻烙印。明朝的“穷”并不只现于崇祯时期，它的“穷”已经算是历史进程中的衰退环节，但正因为娘胎里带的“穷”，才激活了明朝的传统农业人口向工商业转变，这也算是明朝给历史上留下的一丝欣慰。

明太祖出身于对经济无知的环境中，在由放牛娃到皇帝的道路上，他更热衷于学习如何把控权利，却对金融、财政、贸易一窍不通。而他的智囊们，也成为“助纣为虐”的群体，即使拥有北元的官僚经验，也只是迎合朱元璋搞皇权强化运动，财政上没有过多建树。最致命的则是朱元璋要求，他所创立的规则后世必须遵守，不得有违，所以明朝的制度从朱元璋开始，就是最保守，最落后的。

没有准备金的“钞票”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说是津巴布韦的钱已经贬值到仍于地上都无人去捡，因为300亿津巴布韦币约等于1美元。这其实相当于该货币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看热闹归看热闹，其实将纸币作践成这种地步的，我国明朝时期就出现过。

津巴布韦货币贬值的形象漫画

纸币在我国宋、金、元时期都曾大量发行过，也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工具，它能够帮朝廷从民间榨取更多的财富。在财政吃紧的时候，这三个朝代也都因超发、挪用准备金的问题，造成了财政崩盘。但无论如何，这三个朝代都是按照准备金规则进行的纸币印发，纸币能够换取真金白银的硬通货，而朱元璋设定的纸币，是没有准备金的，更谈不上换取金银。

洪武八年（1735年），由于国家仍然处于统一战争之中，铜矿开采尚不能满足全国的铸币需求和流通需求，所以朱元璋就采用了元朝的纸币模式，发行了“大明宝钞”，用以弥补“大中通宝”的不足。但这种模式只是学习了皮毛，并没有学习到其中的经济原理，也就是准备金制度没有确立。

这个大明宝钞一共有六个面值，即一贯（1000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上面画上钱串子，形象的解释面额，如画一串钱就是一百文面额，以防文盲看不懂。

二百文面额宝钞

“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明史·食货志》

与纸币发行配套的还有两项法律，一是对私自开模印制假钞的要斩首；二是强令要求民间向朝廷兑换纸币，大宗交易超过百文的必须用纸币，百文以下才可用铸币，金银只能换纸钞，不能用于流通，否则重罚。

金银不能用于流通在很多朝代都一样，所以很多影视剧中随便拿出银子买东西的都是胡编乱造，明太祖怎么规定处罚标准的我们无资料可查，但在宣宗时期，这个标准是有记载的。即用银子交易一钱，罚钞千贯，当时的银与钞的兑换比例是1两比1贯，这个处罚标准就是花了多少银子，就再拿1万倍的银子出来换宝钞，然后当罚款上缴。

朱元璋的这种设定，以及法律的强制手段就为朝廷带来了第一桶金，也是纸币手段为明朝廷带来的最后一桶金。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准备金的纸币都是耍流氓！

朱元璋在发行纸币时，规定了承兑比例：一贯宝钞等于一千文铜币，等于一两白银；四贯宝钞等于一两黄金。这些看着都挺正常的，人民拿着铜、银、金这些硬通货兑换时，很顺利的换出了宝钞，但当他们想拿宝钞兑换成铜、银、金时，朝廷却换不出来，因为之前承兑的硬通货进了国库的财政体系，而不是储备体系，所以明朝廷就成了貔貅，只进不出。

一贯面额宝钞

那么人民拿着宝钞花不完怎么办呢？朱元璋总不能坑人坑的这么明显，所以又规定宝钞可以缴税。但在缴税的时候对宝钞又有比例限制，比如商业税百分之七十可用宝钞，百分之三十必须得用铜钱或金银。

这说明朱元璋的财政团队里有高人指点，因为这个政策看到了通货膨胀的必然性，宝钞没有准备金的基础，必然会恶性通胀，那么朝廷收税时，全部收成宝钞，坑的就是朝廷。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金银打底，加上人民兑换百分之七十的宝钞所缴纳的金银，税收是铁定不亏的。

入府库的库银

“成化二年，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是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明宪宗实录》

由于宝钞没有准备金的“压力”，明朝廷就毫无节制的向市场投放，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宝钞贬值成一贯只能兑换一百六十文铜币。到明英宗时期，曾经的法律成了一纸空文，纸币贬值的太厉害，民间集体拒绝纸币流通，转而进行金银交易，朝廷也就不得不放开了金银的流通禁令，此时的大明宝钞扔地上都无人捡，跟如今的津巴布韦币没什么区别。明朝后期的官员俸禄里会有几百上千贯的宝钞，这都是一种礼仪形式的赏赐，根本没有购买力。

民间金融机构

而这个货币政策歪打正着，从此以后就没有纸币带来的困惑，因为民间抛弃它后就再没有相信过它，无意中创立了明王朝的银本位时代。也就是说纸币被玩坏了，货币职能只可寄托于银子，但银子的开采、储量等并不能由朝廷完全把控，所以民间金融体系摆脱了朝廷的束缚，变得更加健壮，民间经济受朝廷影响较小，所以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民间富足，朝廷穷的状态。

出家为僧的朱重八

并不是每个政策都会有一个好方向的意外，明初的纸币政策也带来了一个病态，即民间摆脱了纸币，官员却摆脱不了。朱元璋出身贫苦，所以对官员的俸禄要求比较苛刻，明朝的官员可能是历史上工资最低的，明初的一品官每年一千石粮，与此同时，再补贴300贯宝钞，这就是宝钞坑害官员的开始。

当宝钞刚发行时，购买力是较强的，一贯宝钞能买1石米，所以明初一品官俸相当于1300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对此进行了调整，年俸制改为月俸制，一品官每月87石粮，而且连宝钞也不给了。

洪武初期俸禄表

到明成祖时，又回到粮、钞结合的俸禄制度，越高的官给的粮食比例越少，宝钞比例越多，比如三品以上官员给四分米六分宝钞；三品以下给六分米四分宝钞。但由于宝钞贬值太快，到明宣宗时，一品官的月俸折合成米只有46石，明英宗时约35石，明宪宗时约20石。这是明朝官僚集团集体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清官海瑞感叹俸禄太低

亏本的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历朝历代财政的重要来源，且不说朱元璋仇视的元朝，唐宋两朝的海关税收都树立了完善的财政蓝本，可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把这种成功的蓝本玩成了亏本买卖。以至于发展成为明朝的财政负担，最终走向闭关锁国，还因贸易规则的调整带来了两场大灾难，一是土木堡之变，二是东南沿海的倭患。

宋朝外贸机构市舶司

“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宋史·食货志下八》

宋朝的蓝本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朝廷非常重视海外靠岸的商船，于地方关口设立专门接待外商的官员，财政拨款进行招待，并对商队提供各项保护财产的服务，这就树立了对外商的友好欢迎形象。另有皇帝下的空白诏书，这个盖上玺印，用于沿海官员的“招商引资”，可见宋朝对海外贸易的期待程度。

其次，宋朝的关税几乎维持在十分之一的税率，船舶靠岸后，由官府清查登记，留下十分之一的货物充当关税，剩余的用于自由贸易。但在常规货物之外，宋朝是有诸多垄断专营的海外商品，比如象牙、犀牛角等，由宋朝廷于关口完成收购，再进行国内专营，这对贸易商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宋廷出价合理，且省去了向内地运输的费用。

宋朝的外贸情况

而到了明朝，朱元璋是怎么对待海外贸易的呢？在思想上，朱元璋本就重农抑商，所以认为海外商人来华就是仰慕大明的文化和繁荣，并不是双赢的对等地位，朱元璋赋予所有海外商人一个名号——“朝贡者”。

在贸易规则上，既然以朝贡视之，那么就不存在关税一说，更不存在自由贸易一说，所有船队只能到指定港口登陆，然后以外使的身份前往京城，将所有货物当作贡品献给大明皇帝，皇帝则以货物价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赏赐“外使”。

外使朝贡图

除了沿海船队，由西域、中西亚“慕名而来”的商人，也在明朝边境的嘉峪关，结成“使团”入京“朝贡”。朱元璋面对规模如此之大的使团，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又下令边境的小“使团”可以在边贸城市把商品卖掉，算是开放了几个“自贸区”。

在这种规则下，朱元璋认为商人是朝贡，外商则认为这是大明特有的贸易手段，而且富有的大明王朝给予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回报，所以就形成了明朝初期规模宏大的“朝贡浪潮”。由于明朝的赏赐严重超出了朝贡物品的价值，所以在朝贡浪潮下严重赔本，因此也开始限制朝贡的次数与规模。

明朝关口、九边贸易范围简图

“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明史·食货志》

受到限制最严厉的就是日本，由于日本的商品并没什么特色，他们又非常热衷于朝贡，而且在朝贡时还做起了走私活动。所以明朝就一再压低对日本使团的赏赐，并限制日本每十年才能朝贡一次，每次只准靠岸两艘船，使团规模控制在200人以内。

日本在受到打击后，便开始于沿海地带做起了走私贸易，然后演化成海盗，直至形成了倭患。明朝廷对于倭患问题，采取了禁海政策，所有国民不得再下海贸易，除朝贡使团外，断绝所有贸易形式，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闭关锁国”。它的影响不言而喻了吧，此时的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步伐。

倭寇

沿海是日本人因贸易问题产生了倭患，而在北部边境，瓦剌人也同样因贸易问题开始动起了刀兵。很长时期内，瓦剌人都能通过朝贡牛羊皮毛，换取盐和茶叶的赏赐，这种买卖对于瓦剌人来说是稳赚不赔的。

但由于瓦剌人的朝贡使团规模越来越大，朝廷的赏赐、接待费用逐年升高，所以明朝廷也开始限制瓦剌人的入境。但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了一支号称3000人的朝贡使团，但经核查，该使团只有600余人，于是就减少了赏赐。这也成为也先发兵犯境的理由，而明英宗也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结果就是次年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中朱祁镇被俘虏

查不清的人口和土地

在金融、贸易双双“哑火”的情况下，明朝的财政就只能回归最传统的方式，完全依靠土地和人口的税赋收入，那么户籍的清查、土地的测算成了重头戏，这也是洪武时期规模最大的工程。

人口清查与土地丈量工作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的，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结束的，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规模如此大的工程能够在12年间完成，也是依赖于朱元璋时期的高效行政执行力。

在人口与土地的统计中，明朝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制度，即黄册和鱼鳞册制度。并且以里甲制度为基层组织形式，农村被分为诸个“里”，每里110户，10户税额最高的担任里长，剩余的100户中，每10户为一甲。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坊”，城乡结合部的“厢”。里甲制度中，每家每户的人口、土地、财产信息都记录在黄册、鱼鳞册内，这就是明朝收税的依据。

明朝第一次人口、土地普查的数据是：全国户籍10652870户、60545812人；全国土地8567623倾。可以说这个数据是朱元璋非常认可的，他从数据上就能得出一年的农业税能收多少，所以他就以“发展的眼光”，要求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土地普查。

“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明史·食货志》

朱元璋时期的行政效率应该算是明朝最高的，他搞一次普查都得12年，又如何能保证以后的普查工作能够10年完成一轮呢？朱元璋的思维只看到人口和土地应该是不断增加的，但他并不能预测到官员们的执行力是逐步下降的，所以在洪武之后的普查工作，都带有应付差事的嫌疑，或者说数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

鱼鳞册样本

比如宣德元年（1426年）的数据，户籍降至9918649户，51960119人；土地降至4124626倾。要说人口下降可能有战争的因素，但土地较洪武时期下降了一半，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而且这是关乎财政收入的重要问题，不明不白的“丢失”土地总得有个说法。

为此明朝也组织过“专家研讨会”，这些专家提出人口的下降，可能是隐瞒户籍、投靠豪门成为佃户、弃农从商等因素造成的。土地减少则是由于拨调给王公、农业人口从商导致耕地变为荒地等因素。

著名贪官严嵩

其实这些都非重点，问题的核心是地方的税收官与普查的官员进行了联合隐瞒。税收官隐瞒人口与土地是为了减少税收压力，还能截留一部分灰色收入；普查官则是为了减少数据统计的麻烦，二者就达成了合作。

可以说最严重的时候，普查官员已经达到了蒙人的地步，比如明英宗时期的两次普查，分别是正德五年（1510年）和正德十四年（1519年），两次的土地数据都是469723300亩，相隔9年的数据一模一样，不知道明英宗是怎么相信的。之后嘉靖皇帝在位时的两次普查数据也是一样，泰昌年间与天启年间的数据也是一样的。

人口、土地普查数据对比

户部的黄册是丁口税的标准，对应着每年地方上缴国家的税额，地方官则手中掌握着真实的人口数据，他们称之为“白册”。白册上的人口远多于黄册，所以地方官按照白册收税，按照黄册上交国库，中间的差价就成为官员的“利润”。当然，地方官不会吃掉所有的利润，这部分是要上下打点的，因为大家都是明白人，从这一点看，明朝官员俸禄低点也无所谓。

土地也是一样，形成了大小亩的差异，黄册上的称大亩，是报税的标准和依据，实际数据称为小亩，是地方官敛财的标准。所以明朝财政是金融搞不好，贸易光赔本，赖以生存的税收还查不清依据，可谓是一团糟。

当这“三驾马车”不足以满足财政需求时，明朝又从垄断专营的茶叶、盐、铁获取利润，当专营收入也不足时，则将注意力放在了商业税上。

明朝商业的发展兴起于江淮一带，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开始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一带的百姓，因为他们曾经是张士诚的支持者。朱元璋的报复手段就是对该区域土地重组，执行全国最高的农业税率，使该地区亩产量的一半以上都上交了国库（含地租折合）。

古代农业税税率一般都维持在十税一到三十税一之间，亩产一半的税收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这个区域的人民干脆放弃了对土地的依赖，大批人口转向工商业，阴差阳错的造就了该地区工商业的繁荣。

江南的繁荣市井

所以明朝执行的买卖税、营业税就是从该片区开始的，但商人的买卖是盈亏不一的，商业税并不是稳定的财政收入，朝廷根本无法预估每年的商业税能收上来多少，财政预算也就无法将商业税纳入体系内。这就注定了明朝财政的活力不足，专营和商业税一直都只是财政收入的补充。

其实朱元璋是一个节俭的皇帝，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规模小，做实事儿的朝廷，这个规模不需要太多财政的支撑，他创立的财政体系足以支撑这个朝廷规模。但他没想到的是，除了朱允炆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削藩、裁减官员外，后来朱棣一脉的后代将朝廷越做越大。

朱棣接待下西洋回归的郑和

朱棣本身就好大喜功，连连发动战争；迁都燕京还要留守南京一套行政班底；郑和下西洋每次都花费巨额财政；为了证明他自己不止会打仗，还要倾力编撰《永乐大典》，修书的成本在古代是很高的，何况是“百科全书”。

洪武时期，全国也就24000多名官员，到了明宪宗时期（1465年–1487年），武职官员已经达到8万人，文职则有10余万人。再有朱姓宗王的资源掠夺、土地兼并、俸禄开支，明朝廷的财政就没有富足过。

明朝官员

最要命的就是朱元璋制定下“祖制”，后世皇帝没有魄力去改变，所以只能将就着过日子。纵观历朝历代，在无战争、灾难的年份，朝廷的财政积累都是很可观的，常出现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库盈余，供某一代帝王做些大事。而明朝则基本没有结余，穷三年、富三年、浑浑噩噩又三年，也就不指望某个帝王能干出什么大事。整个明朝也就朱棣一代，利用朱元璋、朱允炆节衣缩食的盈余搞了北伐，所以毛主席评价明朝皇帝；“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

崇祯帝上吊殉国

搞不好是有原因的，穷得叮当响，能搞好才怪了，当女真和蒙古崛起并联合的时候，穷就被无限放大，到明末战争时，崇祯帝的内帑都拿不出银子，没银子何谈打仗呢？要我说，穷的罪魁祸首还得是不懂财政的朱元璋，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的论调，朱元璋的小政府设定并没有错，倘若其后代能够延续这种思维，或许明朝廷就成为“守夜人”的形象了，社会财富可能在明朝就出现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