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公元228年春，即蜀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拉开了第一次北伐曹魏的序幕。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如是叙述蜀汉方战前筹划：“诸葛亮将入寇，与群下谋之……”而诸葛亮伐魏过程，亦被形容为“亮帅诸军入寇”。
“入寇”可不是个友好的词汇，它通常指敌国对本国的入侵。毋庸置疑，司马光的“本国”立场是站在曹魏一方的。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在处理汉献帝禅位曹丕后的三国历史时，直接以《魏纪》代三国，上承《汉纪》，下接《晋纪》，叙事主体自然是以曹魏为主，魏国君主称为“帝”，蜀汉君王称“汉主”，孙吴政权更不用提。如此“帝魏”的做派，三国谁为正统一目了然。
但司马光的做法却在南宋时，遭到理学大师朱熹的批评：温公（司马光去世后被赠封为温国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
鉴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乖正论，朱熹还特意篡辑《资治通鉴纲目》，更蜀汉为正统。此后由于朱熹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蜀汉正统论渐成官民共识，《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话本的问世，更是助推此论的盛行，乃至影响至今。
那么司马光与朱熹为何会有不同的正统论调？这种立场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曹魏正统论的渊源
三国鼎立时期，谁为正统，其实只有两家在争，首先曹魏政权自认为受禅于汉，从法统传承上讲自然是根正苗红；但蜀汉却认为曹魏受禅属于篡权，是汉贼，而刘备以刘汉宗室自诩，重建汉朝，自应该是延续汉统；至于孙吴毫无法统根基，处在两家之间很是尴尬，正统之争对其可以忽略。
曹刘两家关于正统之争，在王朝一统之前，可谓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直至晋朝一统天下，正统之争才正式有了结论。
司马家创建的晋朝，跟曹魏代汉一样，也是通过禅让的方式接过政权，且不说过程血腥，至少法理上讲，是个跟曹魏一脉相承，都认为汉朝在献帝禅让时就寿终正寝，蜀汉不过是地方割据政权。
曾为蜀臣的陈寿，在入仕晋朝撰写《三国志》时，著《魏书》、《蜀书》、《吴书》，虽说是三国并列，可唯独将曹魏君主作“帝纪”，蜀、吴两国国君则称传，政治地位的高低一目了然，很明显是出于政治与现实的考量，奉曹魏为正统。
但有意思的是，在《三国志·先主传》中，陈寿详细载录了刘备称帝时的告天文书，而曹丕与孙权即位的祭天之文却并没记载。
要知道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祭告天地是头等大事，标榜的是承天之命，宣告的是正统，只录蜀汉先主称帝之文，未免让人遐想连篇。以至于后人揣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主称纪而蜀主称传，盖典午得统于魏，当时不得不以魏为正统”。
但不管如何，三国以魏为正统，从西晋开始成为朝野主流，直到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撰《汉晋春秋》时，提出异议，他记述的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开篇便宣称“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三恪为当朝对前代王朝的奉祀），否定曹魏正统论。
不过这种论调，在南北分裂的格局下，难以形成共论，而隋唐大一统王朝重新确立后，不论是隋朝的建立者杨坚、还是唐朝的李渊，都明确继承北朝法统，唐太宗还曾写过《祭魏太祖文》，曹魏的正统地位不言而喻。
只是唐朝史学家当时都集中在争论南北朝谁为正统，对三国正统关注度其实并不高，曹魏的正统地位也就一直处于官方的默认状态。
到了北宋，宋太祖立足中原南征北讨，于曹魏相近，而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又与蜀汉相当，北宋士人也就不可能伪魏，大多数还是持曹魏正统论，正是有这样的士林基础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毫不客气指出：“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正闰：谓正统和非正统）
也就是说谁为正统，还得看其功业。
这种重实轻名的正统观，在北宋士大夫中很有市场，苏轼就非常赞成，他认为“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魏国实力最强，在道德上不相上下，当然应以强者为尊。
所以在重实的前提，司马光道出了自己的正统传承观：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蜀汉正统的民间基础
前文所说，东晋时史学家习凿齿否定了曹魏正统论，之所以如此，恰与当时东晋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
西晋末，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晋室偏安江南。
北方的沦陷，不仅给带来南北对峙的大动乱，也给士族阶层带来巨大的思想震荡。北地不存，若坚持本为北方政权的曹魏为正统，是否意味着东晋已经失去正统性？
这种思想上的微妙转变，无疑让东晋士人很容易带入到“北伐中原”的蜀汉立场上去，为此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上一改《三国志》的正统观，认为司马氏虽受禅曹魏，但应该继承的是汉祚，将蜀汉的政治地位拔高。
这种论调东晋官方虽未直接认可，在士庶间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形成了尊刘贬曹的民间基础。
南朝宋代晋后，刘裕也是刘汉宗亲，与刘备情感上更近一筹，且当时北方胡族大肆尊曹魏，以彰显中原正统，当然更激起了南朝上下的尊刘抑曹风，比如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中，就有贬损曹操父子形象的故事。
南北统一后，唐朝官方虽然尊奉曹魏，民间文学家也尊崇曹魏文采，但对蜀汉也持包容态度。尤其对蜀相诸葛亮的褒扬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之流传的诗文很广，连带着刘备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到了北宋时期，官方尊曹魏的同时，士大夫们也继承了对诸葛亮的尊崇。就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尊曹魏，却也一分为二的将诸葛亮的评语极尽赞美，还删去了《三国志》中的负面评价。
再者当时理学兴起，诸葛亮一代贤相，忠君辅佐幼主的高大形象，非常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而理学家们又极重道统，在三国乱世，诸葛亮不仕曹魏，而追随汉室宗亲刘备开创蜀汉，这样伟岸的形象，自然有助于蜀汉正统论在民间形成较强的基础。
蜀汉正统论在南宋的形成
尊刘的民间风气，为蜀汉正统形成创造了坚实的民间基础。
南宋与东晋很相似，都是偏安政权，内忧外患严重，北方沦丧，狼狈的御守东南，就政权性质都类似于以益州为根基，希图北伐中原的蜀汉。
只是东晋受禅于魏，否定曹魏的正统性，难免有否定自己的意思，但南宋尊蜀汉就没有东晋的诸多顾虑，这就让尊刘的思想大行。
和朱熹齐名的大儒张栻，也曾在《经世纪年》中立论：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故汉献之后，书曰蜀汉。
同时代的思想家陈亮，也作《三国纪年》，流露尊刘贬曹意图，史学家萧常更是修撰《续后汉书》，为蜀汉正名。
还有一大批主战派，也持蜀汉正统，陆游就在《得建业倅郑觉民书》中，以宋室自比蜀汉，北伐中原：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深刻的民族危机之下，朝廷却一味妥协苟安，让南宋士大夫们无不愤慨，广泛呼吁名分正统，普遍以蜀汉自喻，希望不忘北伐，蜀汉正统论自然成为共识。
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朱熹的父亲又是坚定的主战派，朱熹形成蜀汉正统观不足为奇。
再者朱熹理学大家，集理学大成，发展了前代先贤的道统论与天理论，创造性的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使南宋理学多元化得到统一。而尤重道统、义理的理学思想，从道德情感上更倾向于蜀汉，遵循春秋大义，朱熹当然要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帝魏”做法批判，称其“大非春秋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
所以总的来说，蜀汉正统观在南宋成为主流，一是基于前代尊刘思潮的积累演变，另一个则是深刻的大时代背景所导致的。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主体思想后，这种蜀汉正统观更是影响深远，传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