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朝代更迭，兴衰交替，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风貌与气节。繁华如汉唐，洒脱如魏晋，厚重如明清，而如果提到元朝，人们往往只能想到它广阔的版图，余下的便只有黑暗、血腥和野蛮了。但以史实来看，这只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一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便说：“元以宽失天下”。

▲元朝疆域

朱元璋是元朝的宿敌，但也是真真切切在元朝统治下生活过的人，因此他对那个朝代的评价也是相对准确的。但为何这个评价会与后人对元朝的印象相差如此之大？又为何以武兴国的元朝会不到一个世纪就被明朝所取代？本文将详细分析元朝之“宽”以及其“宽”所带之“失”，为读者揭示一个真实的元朝。

细论元朝之“宽”

“元以宽失天下”这句话出自《明太祖实录》，完整的描述应该是：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这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对元朝失败教训的总结。朱元璋觉得元朝“宽仁”，但这并不是在褒奖元朝，他认为，元朝宽松是因为法律体系不够严密，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整治不够严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都处于秩序比较混乱的状态。那么，毁了元朝的“宽”究竟是宽在何处呢？

▲朱元璋剧照

1.宽刑

元朝地狱广阔，《元史》称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而这些土地多数都是靠蒙古的强弓铁骑征战得来的，元朝的缔造者们都是好战且善战的，由此很多人以为元朝会像那个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的秦朝那样，有着严刑峻法。但事实恰恰相反，元是一个奉行“宽刑“政策的国家。

▲蒙古骑兵

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是没有成文的法律的，只有习惯法。而这一时期的蒙古习惯法的确是简单粗暴，只要是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不管是通奸、说谎、打群架甚至吃饭被噎着，几乎都是处以死刑。

▲成吉思汗雕塑

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正式立法的时候，情况又大为不同。据《元史•刑法志》记载，元代的刑罚体制沿用唐宋以来的以笞、杖、徒、流、死为主的五刑制度。但其实死刑在元朝是很少执行的，因为一旦判定一个人死刑，官员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忽必烈立下的规矩是：

“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元朝通常用“流刑”来代替死刑。元史称流刑的定义是“谓不忍刑杀 宥而窜于边裔 使其离别本乡 若水流而去也”，这在本质上是对死刑犯的一种宽宥。而受辽、金律法的影响，元朝还一度废除流刑，“以徒代流”。

▲古代流刑

鞭笞是五大主刑中最轻的一种，但关于笞刑，元朝还有一个有趣的规定。据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中所记载，元世宗忽必烈说：“有罪笞五十者，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减成四十七笞。”这个习惯也被元朝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来自上位者仁慈的象征。

除此以外，元朝还有一些“恤刑”，是对弱势群体的体恤。比如家有父母年迈的独子，即使犯了死刑也会被放回去赡养父母，只是行动会受到监管。比如“诸年老七十以上 年幼十五以下 不任杖责者 赎。诸罪人瘫笃残疾 有妨科决者 赎”。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刚刚“国破家亡”的南宋遗民们不会领情，而刑法的威慑力又会因此削弱。也无怪乎明代名臣宋濂会认为：“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

▲明代宋濂画像

2.宽言

从某些方面来看，元朝和后来的清朝是非常相似的。二者都是起源于能征善战的草原部落，统一之后由草原发起进攻，最后入主中原。元朝是在成吉思汗时打下基础，到忽必烈时正式称帝。清朝是在努尔哈赤时打下基础，到皇太极时正式称帝。

一个只有几十万的民族要统治汉族，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无疑是项艰巨的挑战。在好多对元朝并不熟悉的人的印象里，元朝的统治者们大概和清朝一样，会严格采取思想控制，对汉人采取“一边哄一边打”的政策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元朝建国后，对于读书人采取的是“既不哄也不打”的措施。事实上，元朝从来没有过“文字狱”，给予了这些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人们绝对的言论自由。

▲古代读书人

说到这里想必就有人会反驳了，元朝不是史上最不尊重读书人的朝代吗？只能说是后人狭隘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七盗八女昌，九儒十丐”的说法，并据此认为元朝统治者将职业划分为十等，读书人的地位只比乞丐略高一点，但是这句话的出处却没有人曾细致的考究过。

这句话最早见于宋末元初，南宋官员谢枋得的《叠山集》和南宋儒生郑恩肖的《南村缀耕录》。而这两个人都是坚定的反元人士，谢枋得更是为了表示对南宋的忠诚最后绝食而亡，二个人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对元朝的评价并不客观。并且《叠山集》中也提到所谓的“九儒十丐”不过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对读书人的挖苦，并不是官方正式论调。但这句话却因为其独有的“愤世”情绪而广为流传，最终导致了人们对于元朝关于读书人政策的误解。

▲古代官员

元朝读书人的地位高吗，确实不算太高，毕竟那些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贵族们是不可能像汉人那样重视教育的。但元朝读书人的地位低吗？似乎也没那么低。元代科举始于元仁宗延佑二年，终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共计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

并且，即使在科举制度终止以后，元朝的下层官吏也大都是由读书人选拔而来。元人陶安说：“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由此可见虽然元朝上层社会被蒙古贵族垄断，元朝到底还是给读书人留了一席之地的。

▲基层官吏

不仅如此，元朝还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思想和言论控制最宽松的朝代。在元朝，那些讽刺现实的杂剧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宫廷上演，那些批评元朝的著作都能流传下来，那个写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张养浩也依旧得到重用。

再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叫梁栋的南宋遗民被告发，揭发者说他利用皮里阳秋的诗文诽谤朝廷，层层上报，层层审核，最后礼部的回复是：“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更有汉人在元朝吃败仗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写文“庆贺”，感谢对方，元朝的统治者们也只是一笑置之。

3.宽权

纵观中国古代史，有两个矛盾是贯穿始终的：中央与地方，君权与相权。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削弱直至取缔相权。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的趋势就是，权力不断向君主集中。但到了元朝，却发生了一个奇妙地转折，原本已经削弱的相权急剧反弹，就像一个重症患者的“回光返照”，而皇权却处于弱势地位。

▲元丞相阿合马

元朝的版图很大，这对统治者而言，是优势也是挑战。当时的蒙古人总共才三十万左右，绝大部分都是对外战争中对主力部队。而当发现这个国家不再需要征服而是需要管理的时候，这些人就遇到了困难。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系统，而又不敢把权力交给对他们尚有敌对情绪的异族人。而且复杂的政治系统对这个粗犷的草原民族来说，实在是麻烦。怎么办呢？只能精简机构。

▲蒙古军队

于是忽必烈就干脆废除了三省六部，中央只设一个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叫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兼任，但不负责具体事务，就是虚职。但中书令下面的左、右丞相有实权。地方设“行中书省”，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元朝行省制。

行省制度是元朝的一大创举，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因为元朝的行省不仅仅是地方行政机构，还是中书省的外派机构。也就是说，行省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是直接从地方纳税，而是由中书省统一拨款的。这样一来，就导致丞相的权力非常大，可以直接控制行省。到后期甚至丞相能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

▲元朝行省划分

除了皇权对相权的让步，元朝政治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贵族势力特别大。传统的“九十五户”长期垄断元朝贵族阶层，甚至连皇帝都不敢触犯他们的利益。《元史》记载：

1295年，元成宗即位，本于惯例，厚赐诸王，驸马，所谓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

元朝的惯例就是每一次新君即位，都要大肆封赏贵族，导致国库常常入不敷出。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归根结底，这种现象出现是因为元朝的统治者们保持着草原的习惯，对自己的部族过于信任和倚重。

再论元朝之“宽”所带之“失”

元失之以宽，因为元朝的统治者们一直以为，兵强马壮，强弓铁骑就是最大的道理。他们觉得只要满足了这一条，其他的都不是大问题。可他们不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们引以为傲的武力，也只能是强弩之末罢了。

1.宽言——失之以文教不兴

前文提到过，元朝读书人的地位虽然还可以，但蒙古的贵族阶层重视文化教育的极少。因为蒙古当时自己的文化并不繁荣，但又傲娇地不想接受汉人的文化。这样的结果就是，元朝的上层放弃了话语权，关于元朝的第一手资料极少，正面评价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对元朝的认识大都来源于《元史》，《元史》毕竟是明朝人写的，难免会因为个别立场而对元朝有所抹黑。而因为不制约言论，元朝的民间“黑料”倒留下不少。可怜曾经的泱泱大国，竟没能给自己留下只言片语，以至于后世连“杀头胎”“初夜权”这样的“故事”都编撰出来了。

▲元史

元朝的统治者对那些不利于元朝的言论，甚至一些煽动民意的活动都不加制约，不排除有民族性格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他们对武力过于崇尚。他们只知道铁骑能服人，却没听说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有人说，要人心齐，要么就让绝大部分人都满意，要么就让不满意的人都闭嘴，显然元朝没有做到第一项，也没有去做第二项。

2.宽刑——失之以刑罚不中

上文提到，元朝是一个“宽刑”的朝代。我们反对严刑峻法，但也不赞同对危害社会的行为放纵。元末贫富差距加剧，类似于朱元璋这样的家庭，没有耕地，食不果腹。而法度松弛，又出现了“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的社会怪象。

▲元末贫民被官吏逼迫

当犯罪成本比生存成本还低的时候，谁不想去做呢？“至元”虽名为盛世，但仅在“至元二十年”一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两百余起，至元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在这前后，还爆发了广州欧南喜、黎德和福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这一切的原因在于法不严密而导致刑罚无用。

3.宽权——失之以君权不振

君权至上向来被视为是专制和封建落后的标志，那么在这个君权衰微的朝代又如何呢？据史料记载，元朝“四方之士，荟萃于一府，相与共理官政，上下其议论，赞画其谋猷，相资以德，相尚以义。”听起来似乎挺美好的，但如此局面形成的原因却是，相权凌驾于君权之上，再加上四大汗国，贵族们都很强势，相形之下，君主倒成了最弱势的一方。

这样的决策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决策效率，以致明朝大军军临城下时，元朝的统治者们还在为战俘的处置问题争论不休。其实一个国家也好，团队也好，做最终决定的只能有一个人。权力需要分权制衡，但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情只能一个人拍板，其他人建议，不然就会导致整体决策能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