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对大唐王朝的打击可谓是非常沉重。《旧唐书·郭子仪传》称“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由此可见，战乱之后的大唐王朝，可谓是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说起安史之乱的大人物，我们都会想起安禄山，他的发家史用“经典”这两个字都不为过！他从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平步青云，一步步成为唐代权势滔天的大人物，可谓是“励志”。
因此谈大唐王朝必离不开安史之乱，而谈安史之乱则又离不开这场战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杨贵妃也是这场战乱的罪魁祸首，甚至还有不少野史说因安禄山是为了得到杨贵妃才起兵叛乱的。根据野史记载两个人关系“纠缠不清，混乱不堪”，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其一，记载在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里，原文如下：
三日后，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
大概意思是说，杨玉环认了安禄山为干儿子，就要为他“洗三”。所谓“洗三”，在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婴儿出生后第三日，要举行沐浴仪式，会集亲友为婴儿祝吉，这就是“洗三”，也叫做“三朝洗儿”。“洗三”的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
安禄山生日之后的第三天，杨贵妃就叫人通知他来长安，给他“洗三”，“洗三”的全过程，杨玉环要亲自动手。她要替他脱衣服，然后像个婴儿那样，把他放进一个大的澡盆里，再给他洗澡。洗完之后，放入很大的襁褓之中，用大花轿抬进后花园里，然后，杨玉环喊他儿子，他喊杨玉环娘，互相取乐。
其二，《唐史演义》中还说：杨玉环与安禄山有了奸情，很久了，唐玄宗都没有发现。有一次，安禄山不知是什么原因，用手把杨贵妃的胸部给抓伤了，杨贵妃怕唐玄宗晚上发现，就用手帕等东西作材料，做了一个小衣服一样的东西，穿在身上。这件特殊的衣服，穿上身上，居然很好看，以至于宫里的宫女们都向她学习，都做了这样的胸衣置于胸前。据说，这就是现在胸罩的由来。
其三，《梧桐雨》里面讲了个故事，说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知道了妹妹的事情后，非常恼火，他叫杨玉环打住，杨玉环不听。一气之下，杨国忠写了一道奏章，呈报给了唐玄宗。唐玄宗一看，大怒，却也没有把安禄山怎么样，他只是把安禄山赶出了皇宫而已。而安禄山回到边关以后，仍然忘不了杨玉环，天天想念，最后，他决定冒险一搏，进京抢人，这才起兵，发动了“安史之乱”。
翻阅资料，发现记载杨玉环与安禄山奸情的，都是野史。比如《安禄山事迹》、《唐史演义》、《梧桐雨》、《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等。多数野史是不可采信的，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史，而是为了娱乐。其实这些不过是捕风捉影的事，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关系也并非某些外传秘史所说的那样。
记录唐代历史的正史是《新唐书》和《旧唐书》，这两本书里面，也有记载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内容，但没有奸情一说。
《新唐书》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
《旧唐书》说，“禄山来朝，帝令贵妃姊妹与禄山结为兄弟。禄山母事贵妃，每宴赐，锡赉稠沓。”
这里只是说，安禄山拜杨玉环为义母后，以后每一次安禄山来的时候，杨玉环都会请他吃饭，仅此而已。
作者认为，有三点理由证明，野史记载不足为信。
其一，安禄山也太丑了。安禄山是个胡人，长相与中原人本来不同，并不是杨玉环喜欢的类型，而且，据《新唐书》记载，安禄山非常胖，而且是那种不健康的胖，就是满身的赘肉，赘肉都碰到了他的膝盖了。他每次骑马来长安面圣，都要换几匹马，如果不换的话，那马一定会被他给压死的。
其二，唐玄宗年纪并不是很大，50多岁而已，老夫少妻的情况，在当时太普遍了；而且唐玄宗是皇帝，保养得当，他本人热爱体育，体质本来不错；更兼唐玄宗对杨玉环是“三千宠爱集一身”，杨玉环舍得移情别恋吗？还有，杨玉环若是想找个年轻点的，她也不会大老远的去找安禄山啊，因为安禄山比杨玉环大17岁，也有40多了。
其三，两人苟合的地点与时间也说不过去。安禄山每次来长安，就住在宫里面，以母子关系与杨玉环住在一起。这个说得通吗？要知道，两人的关系，首先是君臣，然后是义母和义子。即使是亲生的母子，也一般不会住在一起的。何况是义子义母呢？这样的安排，难道唐玄宗不反对吗？还有，唐玄宗不是与杨玉环住在一起吗？那么何来安禄山又与杨玉环住一起之说。
至于说安禄山天天住在皇宫里，与杨玉环的奸情有一年多，而唐玄宗却不知道。试问，安禄山乃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 工作非常忙，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闲功夫，在皇宫里呆一年多。而且，唐玄宗是聋子还是瞎子，妻子与人在一起一年多了，他居然不知道；宫里的那些宫女们太监们难道都不向他反映的么？难道这些宫女和太监们都被安禄山给买通了？
综上所述，野史记载两人关系“纠缠不清，混乱不堪”纯属民间主观臆测，经不起任何推敲。作者认为唐玄宗完全是出于笼络安禄山，安定大唐江山的政治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