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称他“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被”，朱熹称他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他读书的时候，皇帝从学校旁边路过，同学们争相目睹天子真容，他却从容读书。有同学说，这可是一生难得的机会，为何要错过？他若无其事地说：“急什么，以后见也不迟。”
他的一篇文章让一座楼红了上千年。
他开办的慈善机构——义庄，经营长达8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
他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范仲淹两岁失怙，母亲带着他改嫁一个叫朱文翰的人后，被改名朱说。不是朱家的亲生子，自然受到朱家人的歧视。
家庭的不公并未影响到他的心智，而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让他寄宿在附近的醴泉寺读书，免除不必要的纷争。
朱家并不富余，范仲淹的待遇可想而知。在醴泉寺学习期间，每天只能煮一碗稠一点的小米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几根腌菜吃，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来历。
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逐渐长大后的范仲淹越发不受朱家公子们的待见。有一次，在朱家公子的恶语攻击中，范仲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面对此景，一般人可能会认命，从此沉沦，可范仲淹不是一般人，他却以此为“激励”，决心靠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怎么改变？唯有读书。大宋朝是读书人最向往的时代，宋太祖赵匡胤开创了学习之风，宋太宗赵匡义创造了“开卷有益”的学习氛围，宋真宗赵恒更是写下《劝学诗》，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名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这个崇尚读书的时代，范仲淹把握住了机会，拼命学。
23岁时，范仲淹决定脱离朱家，徒步去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古城，到当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应天府书院求学。这里名师荟萃，人才辈出，主要是免学费。
在这里，他虽然用功学习，但无法改变拮据的生活。有同学送他美食，可是放到发霉他也不动一下。同学问他这是何时意？范仲淹长揖致谢：“我清苦惯了，一旦尝到美食，日后怕吃不了苦。”
3年后的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赵恒朝拜太清宫，路过应天府，整个城市轰动，大家争相去目睹天子真容，范仲淹却从容读书。同学说，这可是一生难得的机会，为何要错过？他却淡淡地说：“急什么，以后见也不迟。”这话成了学院的笑谈。
第二年，朝廷开科取士，范仲淹高中进士，受到真宗皇帝的接见。对范仲淹来说，见皇帝似乎真是个轻描淡写的事。有趣的是，天下寒士都凑到了这一科，真宗问首相王旦，进士中有没有听说过的人，王旦说：“没有一个听说过，和范仲淹一样，都是寒俊。”
中进士后，范仲淹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官居九品。参加科考时范仲淹用朱说的名字报名，做官后，他把名字改回范仲淹，并将母亲接到了自己身边。
虽然品级很低，好歹也是进入了仕途。大多时候，老天还是垂帘认真做事的人，范仲淹因工作出色，很快升到了兴化县令的位置上。这里每当海潮漫涨之时，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冲毁房屋，田地毁坏，惨不忍睹。
范仲淹到任后，决心治堰。一个地方官，想要做事，总是能把事做好。范仲淹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兴筑海堰，由于工程难度大，期间工伤不断，还出现了淹死200多人的事故，遭到一些官员的弹劾，朝廷一度下令停工。
后来，在胡令仪、张纶等官员帮忙申诉下，工程得以再度开工，前后历时四载，终将捍海堰修成。堰长71公里，一举解除了海患，当地人感激范仲淹的功绩，把他主持修建的海堰叫“范公堤”。之后“范公堤”被历代修缮，一直留存下来。
由于治堰出色，范仲淹被调入京，任大理寺丞，成为京官，可就在事业上升的档口，他母亲于真宗天圣四年病故，他便辞官到应天府丁忧。
在应天府丁忧期间，早闻范仲淹才名的南京留守晏殊，招他负责应天府学的教务工作。范仲淹曾在这里学习，现在让他负责教务工作，当然是非常乐意的事。
范仲淹在应天府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还向晏殊推荐了后来的宰相富弼。同时，在晏殊的提携下，丁忧期满后的范仲淹被任命为秘阁校理，也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但有一个重要的职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除经常能见到皇帝外，还能听到相关机密。
这个时候的皇帝是赵祯，而权力掌握在他的养母刘娥手中。为了赵祯在朝堂向刘娥拜寿的事，小小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反对，称皇帝遵守孝道没有什么错，但不能失了君臣之礼。私下里怎么都行，正式场合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这样做，不但有失天子的尊严，也给子孙带个坏头。
范仲淹言辞犀利，表面上说的是拜寿，其实暗中指责刘娥不还政于赵祯，明眼人一听就明白。这可是逆鳞的事，掉脑袋很正常。直接把晏殊吓个半死，按当时的制度，处理官员，推荐人要负连带责任。
晏殊把范仲淹叫去训了半天，范仲淹黑着脸说：“我这么做，就是怕辜负您的栽培。就是怕人说您推荐的人不干正事混日子。”晏殊本来在气头上，被范仲淹的话噎了个满脸铁青。很无奈地说你走吧，没法理喻。
范仲淹好像闯了大祸，但后果不严重，因为宋朝有不杀上书言事者的祖训。虽然没受处罚，但提的意见也没人搭理。范仲淹一生气说我不在这干了，到地方去。话刚出口，相关部门就坡下驴，打发他去河中府任同判。
范仲淹的上书虽然没有结果，但这个事一下子名动京城，让他一夜成名，成了绝对的“网红”。范仲淹出京的时候，有同事去送他，对他说：“你小子太牛了，这事干的绝对漂亮。”
虽然到地方工作了，范仲淹还不忘太后还政的事。天圣八年12月，在河中府又上书：“太后辅政时间太长了，皇上都成年了，还由后宫作主，是不是太滑稽了？”可能是奏章被相关部门压下了，报上去没什么动静。
刘娥死后，宋仁宗赵祯主政，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当时江淮地区出现了灾情，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官员去慰问，却没有回应。范仲淹面见皇帝说：“皇宫半天不供应饮食，会怎么样？江淮闹讥荒，为什么不闻不问？”赵祯被问了个哑口无言，于是紧急派范仲淹去江淮。
范仲淹到所到之处，强令各地政府打开粮仓救灾，同时严禁民间搞各种非正规的祭祀活动造成浪费。范仲淹看到灾民用乌昧草充饥，采摘了一些乌昧草送到朝廷，建议皇亲贵戚们尝一尝，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民间疾苦，看看自己有多奢侈。
在谏官的位置上，只要朝廷出现弊端，范仲淹就死谏。郭皇后误伤皇帝，刚好吕夷简与皇后有隙，建议废后，范仲淹率中丞孔道辅等十多人死谏未果，被贬为睦州知州。
景祐年产间，被调到开封府任上的范仲淹，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不断弹劾吕夷简。仁宗赵祯问吕夷简，范仲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吕夷简憋了一肚子火，说这小子就是个夸夸其谈的货色，表面上赢得了一点小名声，但实际上名不副实。
没想到这话传到范仲淹的耳朵里，奶奶的，说老子名不副实，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干货，一口之气写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篇皇皇巨文呈了上去，毫不掩饰地对时政进行尖锐的批评。
写文章罢了，还画了一张《百官图》呈了上去，也就是将朝廷要员的像画在图上，每个画像旁边附个说明书，标明那个是正常升迁，那个是靠吕夷简用不正当手法提拔的。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朝堂炸锅了。
范仲淹的这一做法，在朝堂上不但没有被叫好，倒是赢得了一片叫骂声，试想除了既得利益者就是明哲保身者，有几个能为正气而发声。
正得宠的吕夷简马上反击，声称范仲淹的意图是挑拨君臣关系，不知居心何在？而且这个人还向朝廷推荐过自己的朋党。
朋党？一切都是浮云，而朋党是死穴。皇帝最头大的就是听到这个词。赵祯急问有多少人，都是谁？范仲淹的朋党名单很快被张贴在了朝堂上。史书没有记载是谁，应该有余靖、欧阳修、尹洙、李纮、王质等人，因为范仲淹本人被贬为饶州知州后，这些人大多被贬。
就在范仲淹出京时，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带着酒菜为范仲淹送行，而王质在范仲淹离开前就住范仲淹家里。有人提醒王质你不命了？王质说：“当今的贤良之士就数范仲淹了，我要是能定成范党，我骄傲！”
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很多正义之士以不同的方式劝他少管闲事，范仲淹给梅尧臣的答复中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朋党事件发生后，所谓的范党和宰相吕夷简集团争得不可开交，而一向嫉恶如仇的次相王曾却保持了沉默。
范仲淹在极度困顿中去问王曾：“作为次相，为什么不站起出来说句公道话？”王曾望了范仲淹良久，冷冷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范仲淹顿时醍醐灌顶，是啊！官员只抢功劳，那么出现的怨恨由谁来担当？
在淹仲淹的眼里，只盯着宰执大臣的失误，就是一点小事也揪着不放，却从来看不到他们的业绩，从来不辩证着、一体两面地看待问题。从此之后，范仲淹的格局大变，不再咄咄逼人，变得更加成熟。
仁宗康定元年，因宋朝与西夏的战事吃紧，范仲淹出知永兴军，其后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先后出知延州、庆州，期间改革军制，修筑了青涧城、鄜城、大顺城等军事基地。
范仲淹戍边期间，因治军有方，出击有力，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并为我所用，使西夏军不敢进犯，边境传言：军中一范，贼军闻之心胆颤。他还在戍边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他开创了宋词豪放派的开河。
宋仁宗庆历三年，西夏求和，西方边事安定后，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到庆历四年，长达二十年的吕夷简时代过去了，但由于战事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宋朝出现了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国内禁军素质一落千丈，阶段矛盾不断激化，贫弱局面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仁宗急于革弊鼎新，急到把范仲淹、富弼召到天章阁，一人一张桌子，笔墨纸砚都准备好，让他们写措施，写不出来就别回去。
范仲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十条建议，就是著名《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在仁宗的大力支持下，以范仲淹、富弼为主要推动者的变法全面展开。
改革的第一条，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干部的任免，改变原有的干部考核制度，以往将资历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也就是比胡子长短。这次改革，干部的考核以政绩为主。
其它改革举措还好推行，最难的是人事制度改革，触动的是官僚的直接利益，范仲淹的力度空前，阻力不小。但在仁宗的坚定支持，变法得以顺利推进。
新政从庆历三年10月开始，到庆历四年4月，短短半年时间，由于磨勘严密、恩荫减少，地方官员混日不好混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地方官和贪腐的官员被淘汰，一批务实能干的官员被提拔到了重要岗位，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的颓势得到扭转，政局运行有了新的变化。
民众为此欢欣鼓舞，叫好的臣子也不少，可是，改革触动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他们开始疯狂地诋毁新政，群起而攻之，指责范仲淹等改革者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起初仁宗是改革的坚定支撑者，后来也变成了妥协者。
庆历四年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任，范仲淹保留参知政事头衔，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此后，新政的执行力度明显放缓，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停滞了。北宋中兴的最好一次机会就此错失。
范仲淹的抱负就此戛然而止，到庆历六年11月，58岁的范仲淹又出知邓州，这个国家，已很难给他提供施展雄才大略、为国为民的舞台，他无限遗憾的同时，只有将余热抛洒在邓州这片土地上。
远在岳州的好友腾宗谅是在泾州和庆州超范围使用公款被弹劾，被贬到岳州。他在岳州并没有致力于民生，而是大搞政绩工程，如果说建岳州学宫，筑偃虹堤，修通和桥还算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算作民生工程的话，修建岳阳楼，就纯属面子工程了。
岳阳楼建成后，腾宗谅给好友范仲淹写了封《求记书》，附了张《洞庭秋晚图》，求范仲淹给他新建的岳阳楼作篇记，以提高知名度。
《求记书》有600多字，详细介绍了岳州和岳阳楼的历史与现状。范仲淹非常高兴，没想到短短两年时间，腾宗谅能将岳州治理得这么好，也就是出于对好友的信任，出于对岳州快速发展的高兴，范仲淹思如泉涌，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可能是自己都觉得文章写得很好，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夜派人送往岳阳。
《岳阳楼记》里说岳阳百废具兴，事实上岳阳没有多大变化，那是腾宗谅在给范仲淹信上的单面之词，出于对朋友的了解和信任，范仲淹没有细究，说了善意的“谎言”。
可能是出于谨慎，对岳州的政绩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一笔带过，全篇写景，洋洋洒洒，千古绝唱。
《岳阳楼记》对洞庭湖的描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史家认为作者不身临其境根本写不出来，而事实上范仲淹压根就没去过洞庭湖。其实这不重要，当时腾宗谅的《求记书》中300多字介绍了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情况，为了让范仲淹有个感性的认识，还配了《洞庭秋晚图》。
范仲淹曾在太湖所在的苏州、鄱阳湖所在的饶州任职多年，熟悉湖泊风光，在腾宗谅的详细介绍下，以超级文人的才思，写出这篇文章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岳阳楼记》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景的描写，而在于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座右铭，他也告诫全天下的仁人志士，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人民的幸福出汗流血。
文中还提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不应该以外物的好坏或自身的得失而一时高兴一时悲伤，可能是要告诉好友，新政虽然失败了，为国家民命奔走的同仁志士受到了不公待遇，但不应该为此沉沦，无论在那种环境下，只要抱着一个为国为民的心，总能发挥出余热。
范仲淹在去世前的两年，拿出全部积蓄，在苏州老家购置了千亩义田，建起义宅，后世称为“义庄”，用于赡养同族的人。他的愿望是“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他无法让全国的老百姓无寒饥之忧，但他可以让自己的族人无寒饥之忧。
义庄的管理非常科学，靠收租维持，帮助族人中贫困线以下的人实现正常生活，除提供住宿和饮食外，还为穷人贷款，帮助穷人生产自救。
在范仲淹的感召下，后世子孙不断为义庄注入资金，在战乱后当地富商及时提供资金进行恢复重建，使义庄成为运行非常成功的“慈善机构”。
皇祐四年，范仲淹调任知颍州，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他去世噩耗传出后，他工作过的各州老百姓为他画像建生祠，史载西北少数民族“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朝廷赠谥号为“文正”这是最高级别的谥号，宋朝建国近百年来，仅王旦和他两人得此谥号。
他去世后，没有房产，没有积蓄，全家人靠借官屋栖身。但他留下遗言，儿孙们世袭管理义庄，义庄如有不公，出现营私舞弊，所有族人必须跪在他的牌位前，当着他的面进行公正决断。后世子孙没有辜负他，由于管理科学，这个义庄运行了800多年，成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