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朝迁都北京是最大的失误?

有人说明朝迁都北京是最大的失误?

苏湖熟,天下足

“苏湖熟,天下足”是南宋时期的谚语,其实早在唐朝,江南地区就已经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南、河北以及关中地带全被叛军控制。唐朝之所以能够从灵武起兵、恢复中原,除了在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江南地区在经济方面还给予了保障。当时汴水废绝,漕运无法运抵关中,导致百官俸禄拖欠,米斗千钱,幸亏转运使刘晏把江淮地区的谷物、大米输入关中,才化解了危机。之后河北藩镇跋扈,而东南依然太平,大唐帝国得以艰难的维持着,韩愈就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直到唐懿宗时期,庞勋作乱,东南震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之后黄巢从山东游击到岭南,极大破坏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这才促使唐朝走向灭亡。

两宋时期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元朝混一天下后,虽然定都北京,但按时照当时人口的分布来看,大都路仅有四十万口,而江浙地区的杭州路就有一百八十万口,苏州地区的平江路则有二百四十三万口,南北差距非常悬殊。所以元朝末年,方国珍、张士诚占据江浙行省后,海运阻绝,使元大都经常陷入饥荒之中。在南重北轻的形势下,朱元璋得以自南向北的统一大业。在明朝建立之后,虽然不久首都便迁往北京,但经济重心并未发生迁移,始终始终停留在江浙一带。这样,定都北京的弊端便显露了出来。

“天子守国门”是明朝定都之误

明成祖统治的前期,首都依然是南京,而北京则称为“行在”。那时,成祖常居住在北京,而皇太子与皇太孙则留守南京。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才正式下诏迁都北京,将皇太子与皇太孙都接到北方后。仁宗继位后,对成祖迁都北京的事不以为然,认为北京孤悬绝北,距离江南地区太远了,每年都要花费巨额的漕运费用,不如还都南京,将首都设在经济中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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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重心

因此,洪熙元年三月,仁宗又恢复了北京“行在”的旧名,准备迁都回南京去。四月份又命皇太子回到南京去拜谒孝陵,准备迁都事宜。然而五月份的时候仁宗忽然生了病,并且不久后便死去。皇太子从南京回来继位后,便搁置了迁都的事宜。明朝初年的这场还都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评了明朝定都北京的失误,他认为成祖定都北京的初衷是为了方便讨伐北元。当明朝国力强盛的时候,“天子守国民”就发挥着捍卫疆土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国力渐弱,皇帝不习武事,定都北京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例如明英宗遭遇土木堡之败,勤王军未聚集,瓦剌就已经长驱直入,围攻都城了;之后武宗困于阳和,嘉靖二十八年和四十三年,鞑靼接连南下,导致都城戒严,十分狼狈。朝廷日夜以防寇为事,哪里有精力顾及民生建设呢?

所以,黄宗羲认为明太祖定都南京才是正确的决策。南京地处吴、会,就像富豪之家靠近自己的仓储一样,钱粮布帛可以随时收取,而且科举状元大多也出自江南,可谓人才济济,用之不竭。反之,定都北京就仿佛富翁走出家门,跑到乡村别墅去居住一样,不仅交通不便,而且距离仓储太远,常有匮乏之忧,还浪费了不少钱用在运输之上。因此,黄宗羲抨击“天子守国门”的定都方式,说:“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用大将去守国门就行了,不该由天子来亲自守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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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朝的经济重心始终在江南地区

成祖迁都北京后,在两百多年里,并没有改变经济重心在江南的局面。据《大学衍义补》记载,明朝全国收秋税粮两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用来供给燕京,江南之地合计为朝廷贡献税粮约七百四十万石,接近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可见江南财粮之丰富,也说明了江南为明朝的重要财税之源。

江南地区可耕地面积相比较全国而言不足十分之一,至今浙江地区还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足见当初江南地区可耕地面积少。以苏州府为例,苏州府垦田面积九万六千五百六顷,产粮税二百八十万九千余,而全国垦田面积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税粮两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以百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却贡献出了占据全国十分之一的税粮,由此充分说明了江南地区是明朝重要的经济来源地,明政府财政的有力支撑者,所以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说法。而明朝时时期,倭寇屡犯东南江浙地区,固然是由于江浙地区近海,防御不足的因素,但是何尝不是江南的富裕吸引倭寇呢?犹如幼童持千金行于市,足可见江南之繁华。所以说江南地区一直试明朝的经济重心,对于朝廷安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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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口分布

燕京为都的先天不足

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在定都的选择上不外乎三种,一是假其地势,如汉都长安,出关以制天下;二是籍于便利,如北宋定都开封,贪图汴河漕运之利;三是由于经济,或者是依靠其人财,如隋唐营造洛阳、明太祖定都应天等。而明朝到了成祖朝一是由于燕京是成祖的地盘,民心、军队等有保障,可以摆脱建文帝残余支持者的烦扰,同时迁都北上可以树立自己的帝王权威,而是由于对外征战的需要,明成祖时,元朝残余势力依旧远遁大漠,这是为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皇帝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必须要北击大漠,彻底赶走元朝统治者,而此时需要一个中转站或者是大本营,集中筹备军力和财力,于是燕京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古代定都燕京的王朝并不多,如燕、元、清等,其中燕是困于地势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国土面积只有那么多;而元朝和清朝则作为异族统治中国,定都的原因则是因为接近他们的老巢或者说是基本盘,对于这两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们定都燕京的大部分考虑是用来统治南方汉人,而一旦统治失败,面对南方的攻打,他们则可以退往大漠或者退往关中龙兴之地,所谓在战略上能够进可攻退可守,这是他们选择定都燕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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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疆域

而作为汉人帝国的明政权而言,燕京是不适合定都的。我们看燕京的地理位置,南靠河北,北邻草原,东近关东,西近雁门,这四周除了河北,都是游牧民族经常出没游荡的地方,也就是说燕京被游牧民族三面包围,时刻面对游牧民族进攻的威胁。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想要南下中原,必须占据燕京以制天下,所以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后,定都中原的北宋政权不得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明政权定都燕京固然可以照应那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断进攻游牧民族,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保证政权力量,也就是进攻的力量,一旦国力不济,就可能需要面对大量的游牧民族的围困,丧师辱国。燕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燕京的战略形式,同时也决定了燕京是一座吸血型城市,必定严重依赖外来输血,包括人力和财力的输入。因为燕京周边并不是农业的主产区,而燕京一旦被确定为都城,必然会迎来人口的暴增,加之直面战争侵袭,一旦补给线出现问题,如内部叛乱或者自然灾害,燕京不战而溃。明朝末年,清兵侵袭帝都,而李自成、张献忠等流贼作乱于陕西、河南、山东一带,把燕京和财税之源一分为二,江南的人力物力不能够及时补充帝都,加上清兵的侵袭,帝国很快就走向灭亡,所以说燕京为都城先天不足。

结语

由于都城和经济重心距离过远,明帝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用来保障财税补给线路的安全,一旦出现问题,明帝国定都燕京的弊端就暴露无疑。所以都城必须选择和经济重心相近的距离,能够保障都城的财政支撑和对外需求,覆车之轨,其迹未远,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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