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破北京，仅仅在北京呆了42天，就在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夜，率领人马黯然撤出北京城。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后，这个消息马上就有人，报告给了当时满清的实际掌权者多尔衮。多尔衮得到消息后，就在四月三十日下令诸王、贝勒、贝子等人，率领八旗兵追赶，吴三桂也受命追击。这就形成了李自成在前面跑，清军在后面紧紧追赶的形势。
李自成出京后，就让左光先、谷大成二人率两万骑兵断后，又在撤退的路上，从卢沟桥一直到固安，沿路丢奔“盔甲衣服盈路”，这么做的目的是引诱吴三桂等率领的追兵拾取，借机延缓追兵。
李自成这个方法还真是有效，他暂时摆脱了敌人，得以西走。
李自成一路败退的很急，五月一日，李自成率军来到涿州，遭到了当地原明朝官绅冯铨等人的抗拒，攻城失利，加之追兵即到，只好弃之而去。
五月二日，在保定被追兵追上了，双方交战，李自成再次战败。
五月三日，再战于定州北清水河岸，谷大成阵亡，左光先负伤。
五月五日，李自成至真定，接着又到了获鹿。
五月六日出固关，率领大军没有休息，直接奔向向太原，只留下了留部分精兵驻防于固关。
其实在这个时候，清军才刚刚开进山海关，而且刚刚得到北京城，当然要稳固一下。于是吴三桂等所率的追兵，追到固关之后，便停止了追击，并很快撤回北京。至此满、吴、李三方大战告一段落，李自成与清军之间以固关为界暂时休战。
按理说此时的李自成虽然经过了一片石大战的失败，退出了北京城。但是他还是有着很强的实力的，但是之后的大顺军在和满清的八旗军战斗中，一败再败，果然没有和大明军队作战的那种威风，以致于大顺政权在第二年居然就遭到了覆灭，真是可悲可叹！
李自成所率领的大顺军，究竟为什么突然之间战斗力变得如此差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八旗铁骑战斗力太强了吗？其实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几天我们就来讨论一番。
原因之一：明朝官绅的叛变
李自成在刚开始退出北京时，所丢失的不过是一个北京城而已。大顺政权所控制的其他地域还是很辽阔，剩余的军队人数也很多，自然能和清军一战。
但是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竟在清军的进攻下，失地丢城，被清军打的一败涂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无论从主观方面或者客观，都可以找出许多的原因。但是第一条，就得算是大顺政权辖区内原明朝官绅的破坏。
大顺政权退出北京后，晋、冀、鲁、豫等地区，原来的那些明朝官绅，就向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吏，举起了屠刀，掀起了颠覆大顺地方政权的恶浪。
随着清军对大顺辖区展开进攻，许多原来的归降李自成的明朝官绅，乘机脱离起义军，投降清朝，有的不仅自己投降清朝，而且利用自己的社会联系，帮助清朝搞招降。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1.明朝宁夏花马池副总兵董学礼，李自成起军车势盛时向起义军投降，顺治元年(1164年)清豫王多铎兵下河南，驻扎怀庆时，他又降清朝。因他原来是陈之龙的旧将，他降清时陈之龙正任李自成起义军的宁夏节度使，于是为了向清朝立功请赏，就写信给陈，动员其降清。由于书信为起义军权将军牛成虎所获，这次招降活动没有成功，陈之龙险些被杀，而且也使董学礼留在宁夏的家属遭到起义军的惩处。但陈之龙最终还是在顺治年(1645年)二月胁迫牛成虎一起将宁夏献给清朝。
2.肤施人南一魁，原为明副将，曾降李自成起义军，顺治二年又降清于山西，清令其充当攻打起义军的”前驱，西渡河”，他即”同明降将康镇邦招抚延绥东路”，致使”自黄甫川至安定边十七堡”，俱降清。
3.明大同东协副将王大业，顺治元年(1644年)于大同东路天城降清，被阿济格调去参加进攻李自成起义军的战斗。据他自己在一个揭贴中自供，他于同年十二月ニ十日抵米脂，被委延绥总兵，”料理镇务，收服西路地方”。当日他便”抵向水，差人招抚”，因其”系本土之人＂，进行得相当顺利，＂”至ニ十八日止，自向水起宁塞止，共计一十营堡，俱倾心迎降”。由于王大业的大力招降，使得当时在陕西最北部对清坚持抵抗者，仅剩有榆林的高一功。
这种一人投降，带动一片投降的现象，当时在起义军中非常的普遍，无论是正史还是时人的笔记，都有着很多的记载，这就足以说明，这种大批的投降、招降，在当时属于常态。
前明官员大批的投降清朝，固然和他们本身的趋炎附势有关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投降的原因，和李自成起义军的追赃助饷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李自成的追赃助饷，不仅在北京实行，而且在所能控制的所有地域都照行不误。这些从那些当时士大夫所写的纪闻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妨随便摘取一些，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豫变纪略》记载:”(归德)府属州八县，并管河通判，一时伪官贾士美等十人来上任…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犹谓贾令之虐则然，既而闻各州县皆然。”
《再生纪略》记载:”伪(济宁)州牧王某、伪防御使张向行，俱于(永昌元年五月)初五日到任，出示素饷，乡绅位至八座(尚书级官吏)者十万，抚按五万，府县三万，輸林二万，道部司官二万不等，举监生员富民千伯不等。乞哀求免，立置重刑。”
《平寇志》记载:”機内、山东、河南诸伪官，单騎之任，士民胁息不敢动，恣意行虐，首勒绅衿助饷。”
《甲申记事》记载:(李自成起义军在秦晋)凡破一处，定要拷取乡绅并富民金银，或要十万两，或要五万两，地方馨劫一空。＂
由上述可见，前明官员，和大顺政权，是多么的格格不人，他们得多恨大顺政权啊！所以在大顺政权势盛之时，他们一般不敢妄动，只是采取隐而不发、等待时机的态度。但是一旦形势对大顺政权不利时，他们就会纷纷公开起来反对农民军。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之后，晋、冀、鲁、豫地区，掀起了原明朝官绅，屠杀大顺政权地方官吏、颠覆大顺地方政权的恶浪！
按照史籍记载，仅在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开始撤退前后，就发生了无数起前明官员杀害大顺地方官吏的现象。
四月二十八日诸生、明大学土谢升之弟谢陛在德州系大顺政权防御史阎杰和州牧吴征文，推明宗室朱帅为主，称济王。
五月初一日，原明尚宝司卿程正揆联络明山东参将王桢等，在沧州杀大顺政权地方官。
五月初六日，原明职方司主事凌駉于临清起兵，十日俘大顺防御史王皇极等。
五月十日，原明宣化镇总兵姜瓖杀死大顺政权的大同守将张天琳等降清。
五月二十六日，原明归德知府桑开第等，俘获大顺地方官商丘令贾士美(一作贾士俊)、鹿邑令孙澄等，解往南京。
李自成刚刚撤离北京不久，这些原明朝官绅的反叛活动，就使得大顺政权在二十多天里，基本上丢掉了山东、河北两省以及晋北、豫东地区，大顺政权在北方，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了。关于前明朝官员背叛李自成，投靠满清，即使是满清贵族，也是觉得匪夷所思。这一点我们从阿济格的一封奏章可以了解一些端倪。
满清权贵阿济格在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十七日向清朝廷报告”平定三秦”情况时说:”大军入边，沿途則，八战皆捷，秦属州县，攻下者四城，投降者三十八城。”
阿济格奏章所说，关中地区大部分城邑不战而降，多数正是由于原明朝官绅的降清或为清招降。由此可知，原明朝官绅的破坏，对于大顺政权退出北京后的迅速溃败，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原因之二：大顺政权内部内讧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的内讧，在李自成刚刚打进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其实这种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不足为奇。那些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例子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这是封建王朝的通病。李自成当然也不会例外，唯一不同的是，在产生内讧的时候，李自成还没有成功呢。
《国権》卷一O二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二十ー日)条记载:初，李自成自井陉入故关，吴三桂东返，自成整兵而西至平阳，分兵守山西诸隘，益发汉中兵西掠汉中。自成起戌卒，刘宗敏等皆锻工屠人，不谙号令部伍。自牛金星创制僭号，群盗环听。已李岩、李牟兄弟来弈，岩本诸生，知文墨，拜制将军，稍严纪律，人心倾向，牛金星因忌岩。贼称尊号，将率多据地杂坐，不等威。有户部郎中吴篪降贼，每呼曰吴虎，吴尝掩口笑之。李岩心轻自成。及败奔，赋臣多亡去，势稍衰，河南、山东多杀伪吏，李岩等心知无成，快快不得志。适闻丁启光尽杀归德诸伪官自成计无所出，李岩请兵二万复下河南。自成逡巡未应。既退，密语金星日:”李岩有雄之姿，穷而归我，荷子以兵俾其得志，难制矣。”金星日:”河南为三秦门户，晋楚屏障在岩则故乡也。以大兵予之，举中州之豪杰，争衡天下，事未可知。且又同姓，十八小儿之谶，彼尝自负。今闻河南变乱，辄自请行，意可知矣。不若因而除之。”明日，自成发兵线之，遂杀岩及讨北将军李牟于席，以其兵攻汉中。
这件事在《绥寇纪略》卷九中也有记载，而且还在记述了上述事件后，记载了如下几句话：“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愦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李岩兄弟之所以被杀，牛金星难逃罪责，但是李自成的多疑和相信谗言，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当然李岩本身也有其可以批评之处。
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不加以评论，但是这个悲剧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给李自成起义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从永昌元年(1644年)六月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李自成起义军开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遂不能复战”的。而这些，也无疑是李自成大顺政权迅速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因之三：李自成的个人原因。
李自成是经过长期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锻炼的农民起义领袖，政治经验丰富，个人修养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在起义军的那些将领中，他不仅地位最高，而且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也最老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自成并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完人。李自成的起义军撤出北京，政治形势变得对起义军极为不利，而且起义军从旗开得胜、蒸蒸日上，突然成为进退维谷，处境窘迫，这些对于李自成来说，无疑是一个残酷的打击。
如果李自成能够做到处变不惊，面对困境，逆流而上的话，那么起义军的前途也不会崩溃的那么快。但是李自成却没有做到，他此时却因忧虑、苦恼而急躁起来。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处理事情也更加的急躁，关于这一点，史籍上这样记载的。
史载:”自成性好杀，为众意所矫，强诈称仁义，以扇惑愚民。兵既败，见齐晋多杀伪官以背之，辄复狠强自用。尝住韩城二十五日，鞭挞县官，斩斫掾吏，召里甲而刑之，发壮夫为丁，多所造作，徭役繁兴，米豆刍菱责之民者万端，韩人莫必其命。”
“在道怒吏政尚书宋企郊私其亲故，选补多用乾州人，锁其须，至西安释之，使视事如故”。”以故太常卿张第元为兵政尚书””第元之从于韩城也，自成猝问之日:＇尔家在河北，无恙乎?＇第元仓卒，不识忌讳，递应曰:”人皆以其为贼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诛之”。
“户政侍郎李天笃初论成，寻缢杀之，妻子财物皆赏军。延安府尹贾我棋以赃秽死于市。直指伍中恺谪为军。牧守以下如知鄘州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并其教官某等，坐受纳，用铜镰斩。骨隶不敢下乡，民有盗人鸡者论死，惴惴莫敢犯法。”
李自成作一军之主，他的处事举措失当，就会在军营内部产生恐慌情绪，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而这些，必然会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当然传统史书的这些记载，确实有着夸大，乃至于诬蔑的内容，但是它也确实反映了李自成这时因急躁而用法过严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只能是加速起义军队伍的分化解体，削弱大顺政权的基础。
原因之四：南明政权”联清灭顺”的政策
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迅速崩溃，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取决于当时南明小朝廷弘光政权错误的方针政策。
清兵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日进入北京，接下来就积极的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同时还在关内推行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和圈占汉人土地的这种不利于满汉团结的政策。
这种政策，必然使得满汉之间的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弘光政权如果能够采取联合李自成起义军共同对付清朝的方针，说不定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优势。
但是弘光政权，此时却不是将满清当做首要敌人。他们还不能忘怀李自成起义军，灭亡明朝的仇恨，同时也受到了满清的迷惑，竟然相信了满清是来帮自己来打李自成的，事成之后只要给点好处就行了。有了这个天真的想法，南明小政权，居然认满清为友，制定了“联清灭顺”的错误方针。
南明在”联清”这件事情上，一反往日办事拖沓的习惯，办的很是雷厉风行！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十六日，李自成败出北京仅仅两个多月，南明宰辅马士英，就推举了陈洪范前去“北行款虏”(即与清议和)。十九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诸府左懋第，因母死于北方，欲顺便处理丧事，请求与陈洪范同行，于是“遂定使清之议”。
南明在讨论议和条件时，议及的条件是:”剖山海关外地与清”，此外可答应给清岁币十万，企图以此换取清朝帮助其剿灭李自成起义军并恢复其对全国的统治。十月一日，左懋第率领使团到达张家湾。满清志在统一全国，根本无意与弘光政权的这一使团谈判，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平等相待，直接要左懋第到京后驻于四夷馆。左懋第认为，如果真的住在四夷馆的话，那是有辱国体，于是就据理相争。
“是以属国见待也＂
左懋第和满清负责接待的官员，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改为下榻于鸿胪寺。这只是开始的下马威，后来出面接待使团的清内院刚林，则是一味的指责弘光帝之即位为不合法，双方为此而争论不休，左懋第所准备的会谈内容，竟然一句都没有谈。也就是说，南明使者千辛万苦的来到北京，竟然没有谈到一点正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南明、满清双方争论了二十几天，也没涉及到合作的内容，最后还是满清忍不住了，强制使团南返。南明使团只得无功而返，可谁知道，最后连走都走不成了，当他们往回走到沧州境内的时候，结果又被清兵给追回去了。左懋第被拘禁于太医院。至此，左懋第之北使和谈彻底失败。
左懋第北使和谈失败了南明弘光政权也就没有再派人去北京，“联清灭顺”方针就此破产。但是这个看似闹剧的错误方针，却使清朝在最佳时间里，减轻了来自南方的压力，他们没有了南明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专心对付西边的李自成起义军，这无疑是给满清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而弘光政权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顺治二年(即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在陕甘地区所进行的抗清斗争遭到失败，而弘光政权也在不久后，成为继李自成起义军之后又ー个被清朝击破的对象。
李自成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仍然不失是一位英雄，他失败的原因，也不仅限于上面所述，还有着其他的原因，然而这几点原因，确实也是李自成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