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为民除害却被巡抚弹劾,雍正:这样的官不保,我还当什么皇帝!

按照清代任官制度,凡三品以上官员必须是由军机处圈定人选呈交皇帝御批。尤其是京城中各部院堂官,以及各省督抚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得经皇帝御批。从一定程度来说,这大大集中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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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清十八个行省,一千多个州县,除了为数不多的地方大员之外,知府以下的大部分下级官员还是吏部通过考核来安排的。这些州县官虽说也是朝廷任命,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这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州县官在地方干的好不好,是真好还是假好,皇帝基本上是不知情的。
像康熙朝的于成龙,尽管为民办了不少实事。可若是没有上司的金巡抚的举荐,他是没有机会获得康熙的认可的。比如像雍正朝的蓝鼎元,造福地方,为民办事,却得不到地方督抚的举荐。若不是雍正帝慧眼识人,恐怕连个知县的位置都保不住。
蓝鼎元,福建漳浦县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取得生员的出身,其后作为幕僚随族兄蓝廷珍前往台湾平乱,因功被调入京华,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年),被选授广东潮州普宁知县,不久兼理潮阳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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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县,钱、粮两项向来是最重大的任务。蓝鼎元所兼任的潮阳县是广东出了名“抗粮”县。因为整个县的士绅和衙役沆瀣一气,暗中抵制官府收粮,这让蓝鼎元的前几任知县都吃尽了苦头。蓝鼎元上任后,发出通告让士绅按数交粮,可是全县的胥吏和衙役们共同抵制,还以“罢工”相要挟。
前任几个知县就是被他们这样搞的灰头土脸,无计可施的。其实这种现象很正常,清代官员讲究回避制度,地方官上任往往都是人生地不熟,没有这些人的帮衬,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不过,蓝鼎元就不吃这一套,下令通告全县:“升平世界,而衙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县令催科严也。今众差之叛,非叛县令也,叛朝廷也。既为朝廷之叛民,则本县令可按谋逆罪通告绿营,让其擒获治罪,非正法不能安其民。”这一招果然奏效,衙役们谁也不敢担上这叛逆的罪名,乖乖回衙门听从蓝鼎元的指示,积欠数年的亏空在他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全部收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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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钱粮,其次便是刑名。潮阳县有一位监生叫马仕镇,是个有名的恶霸,依仗本族人多势众,雄踞一方。因为他有功名在身,和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上至巡抚、道台,下至州县,只要是出差路过,十有八九都住在他家。因此,历任潮阳知县对他都很忌惮。
一心想除害的蓝鼎元,权衡利弊之后,将马仕镇召县衙,当堂便以刑讯逼供,将其罪状审讯明白。然后,上报各部,请求将其革除监生功名。可上级衙门接到这个上报后,开始和稀泥,对蓝鼎元处处发难。他们认为马仕镇是监生,虽然是捐纳所得,父母官在未革除功名之前,是不能用大刑审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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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仕镇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蓝鼎元要想整治他,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这起案件给他带了严重的后果,巡抚以滥用私刑的罪名,上奏朝廷,请求将其革职处分。
照常理,知县受巡抚弹劾,能开罪的几率几乎为零。如果不出意外,蓝鼎元将面临的是卷铺盖回家的结果。可是巧了,当时的广东官场中存在派系之争。因为巡抚和布政使向来不合,况且,自雍正后很多省的布政使也被授予了“密折”的权力。因此,广东布政使上折替蓝鼎元说情,并指责广东巡抚和一干官员放纵马仕镇,危害地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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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得知真相后,蓝鼎元被特旨赴京召见,雍正帝与之谈话良久,赏赐了许多物品。然后颁对满朝大臣说:“若是像蓝鼎元这样的官员朕都不保的话,岂不为天下人耻笑”。随后,蓝鼎元又重新回到任上。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好官,上任仅一个多月便病逝了。实际上,蓝鼎元真正为官,也就是不到两年的知县,期间却尝尽了知县之苦。其实,大清的好官又岂止是蓝鼎元呢?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上达天听,能得到皇帝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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