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谈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死因，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有很多人都是“疽发背而死”，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其背后有哪些隐秘曲折的细节（一）何为疽发背“疽发背”在《刘涓子鬼遗方》内有记载：“凡发背，外皮薄为痈，皮坚为疽”，这就是疽发背的病名来源。实际上，从现代西医的观点看，就是背部急性蜂窝织炎，引发坏死性筋膜炎，并发脓毒血症，并感染中枢神经。
此外，在中医早期典籍《灵枢·痈疽》中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按中医理论看，其病因有三：①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所致；②房室不节，劳伤精气，以致肾水亏损，火邪炽盛；③平素恣食膏粱厚味，以致脾胃运化失常，湿热火毒内生。纵观中国历史，“疽发背而死”的历史名人中，大家最熟悉的当属范增、宗泽和徐达，巧合的是，他们的死亡背后，可能都有着一段隐秘曲折的历史细节值得探究。（一）谋士范增先看原文记载：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大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范增是西楚霸王项羽帐下的第一谋士，刘邦谋臣陈平使用离间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猜疑范增谋反，而范增在不被信任后选择离开楚营，在离去的路上“疽发背而死”。注意看，“范增大怒”可能正是犯病的诱因，因为在之前我们谈及的原因中，“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所致”简单理解就是，怨气或怒气不顺，会化为火毒郁结于背部发疮。（二）名将宗泽另一个比较有名的病人，是南宋名将宗泽，建炎之初，金人掠夺东京开封而去，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东京的防御。宗泽招募各路义军达20万人，积极准备北伐，上书宋高宗赵构《乞回銮殿疏》，劝赵构回东京，以求恢复故国。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但是赵构担心金兵再次入侵东京，于是行在便越搬越远，直搬到扬州去了。宗泽为此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连呼三声“过河”而死。可以看到，宗泽的犯病，其实和范增是极为类似的，长期的气恨难平之下，极容易引起这种病症。（三）大将徐达相比于前两人，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死因就更加值得玩味。洪武十七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背生痈疽，朱元璋遣其长子徐辉祖赴北平诏令回京，命太医医治。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发医治无效驾鹤西去，享年五十四岁，明廷上下无不为之悲怆。徐达死时正当壮年，且在北平病发后稍有痊愈，而后归京治疗竟又病情加重最终不治身亡，结合后来朱元璋铲除功勋旧将的行为，后人对徐达死亡的原因无不产生极大的怀疑。其中关于朱元璋送“发物”蒸鹅致使徐达病重的野史传说就极为有趣。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明朝中期的一本野史笔记《翦胜野闻》之中，说是当徐达被召还归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逐渐康复，而朱元璋听闻后却下令将一只蒸鹅赐给徐达，徐达见烧鹅后痛苦无奈之下只能进食，事毕便病发身亡。（四）孟浩然且不说烧鹅到底是不是发物，毕竟，在传统医书最为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火熏者尤毒。”然而《饮膳正要》以及《随息居饮食谱》中均认为鹅肉性温平，与葛根类似，补虚益气。仅从以上我们总结的三个发病原因看，饮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由于饮食而犯病的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这种由于饮食引起的脾胃失调，中医称之为“消渴症”，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在开元二十七年，孟浩然背疽发作，就辞职回襄阳养病，忌口养生，活了大半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来襄阳，孟浩然安排宴席给王昌龄接风，大快朵颐，食鲜疾动，疽发而卒，终年五十二岁。（五）其中隐喻其实，从以上几个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发病史看，主要有两个重要诱因，一部分是忧患意识太重引发的，一部分则是消渴症引发的。而关于疽发背这种病症，根据《疮疡经验全书》：“发背又分上发背，中发背，下发背。”上发背，疽发于背部第七颈椎部位，在后脖子的大椎附近；中发背，疽发于背部中心，又名对心疽；下发背，疽发于腰部命门穴，又名对脐发。其中尤以脊柱发生的背疽最为恐怖，不但会并发脓毒血症，还会直接感染脊髓，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这种病，在《默克家庭医学手册》说，一旦患脓毒血症，即使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仍然有15%的死亡可能性。但放在古代，基本就是绝症了。正因为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之死被冠以“疽发背”，不得不说可能存在着一种隐喻：气愤郁结而不能舒缓、怨恨漫溢却无法发泄。就相当于背上长了一个疮，明明知道它是一个毒疮，会要人命，但因为长在背上，挠也挠不到，也不好根治，只能任由其毒害躯体。背疽发作而死，强调更多是死前的精神状态。是对“大怒”、“愤恚”、“忧愤”等抽象情感的具象化描写，这一疾病折射的，可能正是此人在政治上失势或斗争失败，早已经超出了疾病的范畴，药石无医，空留余恨。
此外，在中医早期典籍《灵枢·痈疽》中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按中医理论看，其病因有三：①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所致；②房室不节，劳伤精气，以致肾水亏损，火邪炽盛；③平素恣食膏粱厚味，以致脾胃运化失常，湿热火毒内生。纵观中国历史，“疽发背而死”的历史名人中，大家最熟悉的当属范增、宗泽和徐达，巧合的是，他们的死亡背后，可能都有着一段隐秘曲折的历史细节值得探究。（一）谋士范增先看原文记载：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大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范增是西楚霸王项羽帐下的第一谋士，刘邦谋臣陈平使用离间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猜疑范增谋反，而范增在不被信任后选择离开楚营，在离去的路上“疽发背而死”。注意看，“范增大怒”可能正是犯病的诱因，因为在之前我们谈及的原因中，“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所致”简单理解就是，怨气或怒气不顺，会化为火毒郁结于背部发疮。（二）名将宗泽另一个比较有名的病人，是南宋名将宗泽，建炎之初，金人掠夺东京开封而去，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东京的防御。宗泽招募各路义军达20万人，积极准备北伐，上书宋高宗赵构《乞回銮殿疏》，劝赵构回东京，以求恢复故国。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但是赵构担心金兵再次入侵东京，于是行在便越搬越远，直搬到扬州去了。宗泽为此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连呼三声“过河”而死。可以看到，宗泽的犯病，其实和范增是极为类似的，长期的气恨难平之下，极容易引起这种病症。（三）大将徐达相比于前两人，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死因就更加值得玩味。洪武十七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背生痈疽，朱元璋遣其长子徐辉祖赴北平诏令回京，命太医医治。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发医治无效驾鹤西去，享年五十四岁，明廷上下无不为之悲怆。徐达死时正当壮年，且在北平病发后稍有痊愈，而后归京治疗竟又病情加重最终不治身亡，结合后来朱元璋铲除功勋旧将的行为，后人对徐达死亡的原因无不产生极大的怀疑。其中关于朱元璋送“发物”蒸鹅致使徐达病重的野史传说就极为有趣。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明朝中期的一本野史笔记《翦胜野闻》之中，说是当徐达被召还归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逐渐康复，而朱元璋听闻后却下令将一只蒸鹅赐给徐达，徐达见烧鹅后痛苦无奈之下只能进食，事毕便病发身亡。（四）孟浩然且不说烧鹅到底是不是发物，毕竟，在传统医书最为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火熏者尤毒。”然而《饮膳正要》以及《随息居饮食谱》中均认为鹅肉性温平，与葛根类似，补虚益气。仅从以上我们总结的三个发病原因看，饮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由于饮食而犯病的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这种由于饮食引起的脾胃失调，中医称之为“消渴症”，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在开元二十七年，孟浩然背疽发作，就辞职回襄阳养病，忌口养生，活了大半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来襄阳，孟浩然安排宴席给王昌龄接风，大快朵颐，食鲜疾动，疽发而卒，终年五十二岁。（五）其中隐喻其实，从以上几个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发病史看，主要有两个重要诱因，一部分是忧患意识太重引发的，一部分则是消渴症引发的。而关于疽发背这种病症，根据《疮疡经验全书》：“发背又分上发背，中发背，下发背。”上发背，疽发于背部第七颈椎部位，在后脖子的大椎附近；中发背，疽发于背部中心，又名对心疽；下发背，疽发于腰部命门穴，又名对脐发。其中尤以脊柱发生的背疽最为恐怖，不但会并发脓毒血症，还会直接感染脊髓，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这种病，在《默克家庭医学手册》说，一旦患脓毒血症，即使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仍然有15%的死亡可能性。但放在古代，基本就是绝症了。正因为如此，很多历史人物之死被冠以“疽发背”，不得不说可能存在着一种隐喻：气愤郁结而不能舒缓、怨恨漫溢却无法发泄。就相当于背上长了一个疮，明明知道它是一个毒疮，会要人命，但因为长在背上，挠也挠不到，也不好根治，只能任由其毒害躯体。背疽发作而死，强调更多是死前的精神状态。是对“大怒”、“愤恚”、“忧愤”等抽象情感的具象化描写，这一疾病折射的，可能正是此人在政治上失势或斗争失败，早已经超出了疾病的范畴，药石无医，空留余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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