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人民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共有42人获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不乏“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等大名鼎鼎的杰出人物。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最顶级的代表，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有一名77岁的蒙古族老人，显得十分特殊，她被授予“人民楷模”荣誉称号。
她的名字叫都贵玛。
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位老人的名字，更不知道她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毕竟只有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国家最高荣誉。
只有看完下面的故事，你才知道她的事迹有多么感人。
20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在蒙古大草原，主动承担起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一个年仅19岁的蒙古族姑娘，为何要在蒙古大草原上养育28名来自上海的孤儿？这背后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这便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1959年到1961年，这是一段国人不愿回顾的历史。
这三年间，我国连续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干旱、洪涝、蝗虫、饥荒、疾病……各种天灾轮番袭击了中华大地，加上中苏关系交恶，国际形势严峻，我国的经济和民生陷入了空前的困难，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饥荒史。
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遍布全国，就连最富庶的江苏、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也遭遇了严重困难，上海也不例外。
1959年底，朱德夫人康克清到上海考察，到孤儿院看望孩子们。
上海孤儿院是江南规模最大的孤儿院，这里收容了3000多名儿童，大多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或弃婴。恰逢困难时期，孩子们能不能吃饱饭，是康克清最关心的话题。
当康克清看到孩子们的早餐、午饭时，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每个孩子只有简单的小半碗米饭，一点没有油花的青菜，没有肉丝，更别说牛奶、鸡蛋了。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肉禽奶蛋，营养严重不良，个个面黄肌瘦，身体素质根本无法保证，至于其中原因，不用说，康克清也很清楚，因为就连整个中南海，包括毛主席在内都在节衣缩食，坚持不吃肉食，来应对灾害导致的饥荒。
但是，情况比康克清看到的还要严重，孤儿院的领导向她汇报说，孤儿院的米粮眼看就要见底，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连米饭、米粥都吃不上了，而上海市的财政极其困难，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给孩子解决口粮问题。
更令人焦急的是，随着灾情的加重，更多的孤儿弃婴被送到孤儿院，看着孤儿院的领导急得心急火燎的样子，康克清也很着急，她的心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这些可都是没爸没妈的孩子啊！孤儿院养不了他们，他们还能指望谁？
康克清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告诉孤儿院的领导，她会尽量想办法。
回到北京后，康克清一直惦记着上海的孩子们。
有一次，康克清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她猛地想起了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肯定不缺少奶粉，于是康克清便向乌兰夫讲述了上海孤儿院的情况。
“你看能不能从内蒙古调拨一批奶粉，救济一下上海的孩子们？”
乌兰夫点了点头，但他转念一想，调拨奶粉只能解一时之急，解决不了长久之计，于是乌兰夫沉默片刻，对康克清说：
“既然孩子们需要救济，我看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把孩子们送到内蒙古草原，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热情，都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
这个建议大大出乎了康克清的意外，也让她很高兴，如果这件事能成，这些孩子的吃饭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此事非同小可，不管是乌兰夫还是康克清，都不能做决定，于是康克清便将事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听完康克清的叙述，周总理高度重视，这3000多名孩子的事非同小可，他当即表态：不管国家多困难，都一定会想办法让孤儿院的孩子们吃上饭，再苦不能苦孩子！
康克清又把和乌兰夫沟通的解决方案向周总理作了说明，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
在那种全国性的困难情况下，确实只有内蒙古的牛羊肉奶相对要多一点，这主要得益于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的饮食习惯，也是唯一有条件接收孤儿的省份。
周总理摸起电话，一个电话拨到了乌兰夫那里，问乌兰夫能不能按照之前和康克清商讨的方案，帮助解决3000多名上海孤儿院孩子的问题，到底可不可行，有没有困难。
电话那一头沉默片刻，传来了乌兰夫的声音：“请总理放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来一个，我们负责一个，来两个，我们负责一双！”
周总理高兴地说：“乌兰夫同志，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毛主席感谢你！感谢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这些孩子不只是上海孤儿院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
从接运、安置、吃住，到照料、医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专门方案，对接收孩子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安排，确保了安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1960年春，300名来自上海的孤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经过上千公里的漫长旅程，来到了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新生的牧草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迎接着他们的到来。
这是第一批抵达内蒙古大草原的孩子们，为了抚养好这批孩子，乌兰夫向周总理打了保票：“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但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同样困难，不可能以财政养育这批孩子，所以国家制定的方案是由牧民们收养。鉴于这些孩子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为了让孩子们在被收养前调养好身体，适应内蒙古的饮食，他们先被安置在各个盟市或旗县的保育院集中抚养。
第一批的300名孤儿被分到不同地区，乌兰察布盟接收了92名孤儿，其中2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有60名，这些孤儿的情况都不容乐观，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全部患有佝偻病。
乌兰察布盟接收的92名孤儿中，又有28名被分配到乌兰察布盟下辖的四子王旗保育院受到进行照料，四子王旗的牧民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呼他们是“国家的孩子”，负责照顾这28名孤儿的就是19岁的保育员都贵玛。
1942年，都贵玛出生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
生于斯长于斯的都贵玛，从小就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蒙古族人民的豪放胸襟，铸就了都贵玛勇敢、坚韧、勤劳、纯朴的性格，从小和大人们一起放牧、挤奶、打草的经历，锻炼了她强健的体魄，让她成为远近闻名的劳动能手。
1960年，19岁的都贵玛被选到四子王旗保育院当保育员，她上岗没几天，四子王旗保育院就迎来了来自上海的28名孤儿，当时保育院人手奇缺，在孩子们被牧民领养前，19岁的都贵玛成了孩子们第一位草原“额吉”（蒙古语母亲的意思）。
这一年，都贵玛还没有结婚，却有28名孩子喊她妈妈。跟孩子们一起来到四子王旗保育院的，还有周总理和乌兰夫的郑重指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这既是国家交给内蒙古自治区的艰巨任务，更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人民做出的庄重承诺！
乌兰夫
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以都贵玛为例，她负责照料的28名孩子中，最大的仅6岁，最小的才刚刚满月，嗷嗷待哺，几乎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营养不良。面对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做过母亲的都贵玛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到底该怎么照料他们呢？
都贵玛首先给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蒙古族衣服，按照蒙古族的传统习俗，这意味着这些孩子正式成了草原的孩子。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吃饭的问题。为了让孩子们的身体尽快恢复健康，适应草原生活，保育院制定了细致的食谱，内容具体到了几点几分，吃什么东西：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1岁-2岁左右的孩子：除三餐外，夜里2点加牛奶一次。
2岁-4岁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按照这个详细的食谱，都贵玛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工作。
她每天的工作忙碌而充实，除了要喂饱28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外，还要负责陪孩子们玩游戏，哄他们睡觉，教孩子们蒙语，甚至深夜起来给婴幼儿把屎把尿……
这一切让都贵玛感到压力山大，所幸的是，都贵玛很年轻，身体健壮，精力旺盛，还能应付这28个孩子的“折磨”，真正让她感到着急上火的是孩子生病。
这些来自南方的孩子，一开始不太适应草原的天气和饮食，十天半个月的就有孩子生病，不是感冒发烧，就是痢疾拉肚子。每逢这个时候，都贵玛都不得不骑上马，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找医生，路上还要提防草原狼的袭扰。
困难远不止这些，四子王旗保育院的孩子们都住在蒙古包里，晚上必须烧牛粪取暖才不会冷，可保育院一共只有3名保育员，照顾28个孩子本就捉襟见肘，根本没有时间外出捡牛粪，半夜冷的时候，孩子们只能相互挤着睡取暖。
得知都贵玛这么辛苦，热情的牧民们纷纷来帮忙，他们主动给保育院送来捡拾的牛粪，还帮都贵玛到几公里以外的河边打水。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都贵玛和其他牧民们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孩子们的健康状况逐渐有了很大起色，他们的身体壮实了，脸色红润了，加上一身蒙古民族服装，如果不凑近了仔细辨别，还以为他们都是生在草原长在草原的蒙古族孩子们。
朝夕相处中，孩子们爱上了都贵玛，他们每天围拢在都贵玛身边，亲热地喊她“额吉”，年龄小的孩子，一会儿看不见都贵玛，就哭着嚷着到处找她。
都贵玛也觉得，这些孩子都像是自己的儿女，她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28个“国家的孩子”，在她的悉心照顾下，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没有一个夭折。
但是，分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1961年春，第一批孩子来到内蒙古已经整整一年，她们在无数像都贵玛一样的“额吉”们精心照料下，身体壮实了，也适应了草原生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由当地没有子女、子女已经长大成家的牧民家庭有收养遗愿的，陆续收养这些孤儿。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草原，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车，有的步行百余里，纷纷来到各地保育院，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有的夫妇甚至因为没有领到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泪水。
此时此刻，四子王旗的保育院里，孩子们哭成了一片，他们不舍得离开都贵玛额吉，都贵玛也舍不得孩子们，但是都贵玛知道以保育院的力量、以她个人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养育这么多孩子太长时间，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她只能“狠心”看着孩子离开。
都贵玛最舍不得的是刚满1岁的那个孩子，他是28名孩子中年龄最小的，都贵玛想至少要留下一个孩子，但是她当时未婚，不符合收养条件，这个愿望也无法满足了。
“他们的养父母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都贵玛一边流着泪，一边暗自安慰自己，也在默默祝愿孩子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不久后，孩子们分散到各个牧民家庭，有了各自的额吉，这些额吉们和都贵玛一样，把他们当作亲生的女儿一样照顾有加，有的孩子吃不惯草原上的果条和炒米，他们的额吉就把面换成米，做米饭给孩子们吃；有的孩子喜欢吃饺子，可草原上从来不知道饺子什么样，他们的额吉就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
吃饭穿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草原母亲们还给孩子们讲蒙古故事，一句句地教这些说蒙语、写蒙文，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乌兰、格日勒、娜仁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逐渐融入了家，融入草原。
都贵玛抚养过的28个孩子，只是那个年代一个群体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到1963年，先后有3000多名孤儿从上海来到内蒙古大草原，当地蒙古族牧民们敞开博大的胸襟，把孩子们全部接纳下来，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国家的孩子”。
其实，那个年代的内蒙古同样困难，但是面对国家的重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内蒙古人民不讲条件，不讲借口，不提困难，义无反顾地接收了3000名上海孤儿，并精心地抚养他们，一样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时间飞逝，一晃眼60年过去了。这些来自上海、长在大草原的孩子们都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生活在内蒙古各地，生活在这片养育他们成长的大草原上，他们中有医生、教师、军官、工程师、国家干部，还有普通牧民。
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回到上海寻根，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他们把从大草原带来的盐巴撒入滚滚的黄浦江，再装上一瓶江南的水带回草原，用他们的话来说：“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在草原生活了大半辈子，根早就扎在了草原上。”
当然，也有一些来自上海孤儿长大后，返回了南方，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如同当初知青返城、子女寻亲一样，这些来自上海的孩子们终于回归了亲人的怀抱。
但是，即便是返回南方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忘记大草原的哺育之恩，没有忘记当初养育自己的额吉，他们中的不少人相约着到大草原探亲，看望抚养自己长大的额吉。
都贵玛抚养过的孩子们散布在内蒙古各地，他们经常来探望70多的额吉，彼此建立了微信群，就像一大家人沟通交流，他们始终铭记着都贵玛对自己的爱，但都贵玛却觉得自己对孩子们是有亏欠的，她动情地说：“我没能记住孩子们汉族的名字，前些年有孩子去上海寻亲，都没找到家人，要是当时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寻亲的希望也许更大一些。”
抚育28名孤儿，只是都贵玛奉献中的一部分。
当年的内蒙古大草原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妇女们生孩子只能靠传统方式接生，每生一次孩子就像过一次鬼门关，因此命丧黄泉者也不乏其人。
对这些情况，都贵玛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决定自学现代接生方式，专门跑到城市里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处学习，还结合草原的特殊环境和卫生条件，逐步摸索出一套在简陋条件下接生的科学方法，十几年间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除此之外，都贵玛还经常接济家庭困难、失去双亲的孩子，义务帮扶年老患病的牧民，还经常到边防部队看望慰问人民子弟兵，激励边防官兵为国奉献。这就是都贵玛，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内蒙古族妇女，却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始终胸怀大局，奉献一生。
数十年来，都贵玛的杰出贡献为她赢得了无数赞誉，她先后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被亲切地称为“草原妈妈”。
2019年9月，77岁的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荣誉称号。面对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都贵玛说：“有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认可，我这辈子过得值了。”
2021年6月2日，都贵玛被授予“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相比前面那些荣誉，这个称号可能不是什么国家级的荣誉，却代表了上海市和上海人民对都贵玛的感谢，这个60多年前的“草原妈妈”养育了28名上海孤儿，她就是28名孩子最美的母亲！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像都贵玛这样伟大的草原母亲、父亲还有很多，他们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养育了3000多名孩子，对这些“国家的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爱，他们不求任何回报，他们始终无怨无悔，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尽了一个公民的职责。
这是一曲拯救生命的赞歌，也是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这曲赞歌的声音将永远飘扬在蒙古草原上空，这段佳话的传奇必将载入史册，永远为历史和人民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