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清朝的司法领域其实是非常混乱不堪的，除了古代本就有的封建特点外，还存在侵略者干预司法裁判的现象，这样的现象造成了司法不公、冤假错案横生的结果。例如全国各地四起的教会案件以及义和团庚子国变等等。这些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被冤屈掩埋在黄土之下的灵魂。
首先，清朝的司法体制中带着古代封建所特有的思想，比如刑罚重。众所周知的满清十大酷刑实际上不止十种，清朝的酷刑非常多，比如剥皮、腰斩、断椎、抽肠、灌铅等等，这些刑罚大多是由前朝流传下来的，其残酷程度非常重，常常使受罚者生不如死。
除了这些酷刑外，也有一些在身体上不是很严厉的刑罚，它重点打击的是犯人的心理，比如浸猪笼。浸猪笼是一种私刑，一般由地方德高望重的乡绅或者大家族中的家长来处决，有点类似于家法。古代像这样的私刑很常见，因为古人认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中的事情应当由家中的人来解决，甚至有晚辈不得告长辈、奴不得告主人的法律。浸猪笼一般的行刑对象是通奸之人。族长将犯人关在猪笼中，游街示众，把犯人比作关进猪笼里的猪，毫无自尊可言。
除了封建社会所共有的浸猪笼外，晚清还有一些体现其特殊时期刑罚现场。比如古田教案和天津教案。上面那一张是古田教案的行刑画面，在画面中，犯人们如同行尸走肉，虽未执行死刑，却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因为他们知道，清政府为了洋人平息怒火，只会将他们就地处决，这软弱的大清国已经变得不像一个国家，而是攀附着洋人的工具。下面是天津教案的行刑画面。
天津教案与古田教案都是百姓为了抗议外国的传教士和教会在中国传教而实行的反抗运动，最终民众被清政府镇压并宣判死刑。以天津教案举例，它是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发生的，起因是教会为了建造教堂，而拆除了道观崇禧观和百姓的民房。在这样一触即发的矛盾下，又发生了儿童失踪事件，由于民间常常流传外国教会拐卖儿童的谣言，民众就把这几起儿童失踪算在了教会的头上，于是民众聚集起来去教堂门口反抗，遭到了法国使者的开枪镇压，许多手无寸铁的百姓受伤。
事发后，包括法国、英国等国家在内的七个国家向清政府发出强烈谴责，并调兵威胁。清政府妥协的同时，把天津闹事的几个头领处决，又流放了主要的官员和百姓。在处决犯人的时候，清政府几乎没有怎么审问，在牢中关押没几天就押入刑场砍头示众了。全国四起的教会案可以说是义和团起义的导火索，反映了清朝廷无能的现状。
那么义和团起义呢？上图便是义和团起义时清朝处决朝廷官员的画面。有些人疑惑了，义和团起义不是民间的起义运动吗，怎么会涉及到官员呢？其实，因为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清政府觉得义和团的运动会得到成功，所以慈禧在1900年的时候向11个国家宣战，公开表示与外国的对立，她自以为找到了义和团这座靠山，可以凭借义和团来打压外国。
然而，本是血肉之躯的义和团民众又怎么能打得过扛着火枪大炮的外国人？封建思想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传言逐渐传开，而这极有可能是义和团内部散发出去的消息，有可能是为了让政府支持他们，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敌方感到害怕。但是无论是何种目的，这样的神话都因百姓被杀、义和团成员被打压而破灭。慈禧在听到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来了个360度大转弯，急忙将义和团抓住，想与之撇清关系，还把所有支持义和团的官员流放，不过最后到底有没有流放两说。上图是处决义和团内民众的画面。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实除了上述那些已经变得麻木的人以外，在行刑时，也有不畏惧清朝和洋人的人，上图是谭嗣同在行刑时的画面。他的表情坦荡而正直，丝毫没有临死前的害怕，也没有对强权的服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以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胞弟）在内的戊戌六君子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场口惨遭刽子手的残害，虽然他们身死，但是其爱国、救国的精神值得后世的人敬佩。
这些照片，体现的是一个时代不同阶级的呼声。底层群众对西方列强侵略行为的抵抗，有志之士对腐败政府的鄙弃或挽救，以及那些被迫害、被诬陷人的冤屈。这些人从心底发出对这个时代的呐喊：要突破！要自强！当清朝覆灭的那一刻，当民国时期到来的时候，或许也是他们胜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