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讳的人在古代是很危险的，尽管有些皇帝会鼓励朝臣说出自己的缺点、政策的不足，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还是会谨言慎行，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因为某句话被人构陷，从而遭遇噩梦一样的“文字狱”，不过历史上有个人，直言不讳到得罪了不少人，却还是26年升迁了25次，这个人就是包拯，当然包拯能这样那是因为他有三大靠山。
包拯生于999年的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官员特点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那就是文官非常多，文官多的后果就是耍嘴皮子的人多，耍嘴皮子的人多了起来之后，偏偏1017年宋真宗为剥夺宰相的检察权，建立谏院，宋朝因此上到官员，下到有心科举的青年，都开始盛行一股“人人以当谏官为荣”的风气。
这时候1027年包拯考中进士，1037年去了天长（安徽）做知县，因为期间做事一板一眼，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1041年又被调到了端州当知府，在端州他依然清正廉洁，连端州特产砚台都没捞上一台，于是很快在1043年从地方被调到中央，又因为御史中丞王拱辰喜欢他的一板一眼和清正廉洁，而被举荐当上了监察御史。
前面说到了北宋是有“人人以当谏官为荣”的风气的，每个谏官都因为自己担任的职责而有一种使命感，因此每当说起利弊来都辛辣无比，不管大小事都要参一本，互相得罪得都麻木了，有这种大环境做靠山，包拯无论逆流而上建议操练军队，还是迎难而上让恩荫子弟参加考试，甚至是直接撬起贪官污吏的底板，其实都算不上严重。
最严重的时候，是他弹劾“显官”，显官就是朝廷里显而易见的大官（误，其实就是达官、高官），打头的第一个就是宋仁宗的国丈张尧佐，这个人本事不大，但好歹是皇亲贵族，被举荐后累迁了三次，包拯当然看不惯这种钻空子，走裙带关系的人，1050年前前后后六次和宋仁宗在早朝的据理力争，最后宋仁宗妥协。
还有一个王逵，作为一个尚书兵部郎中，虽然说在文官天下的北宋很憋屈，但宋仁宗还是很青睐他的，就是他仗着宋仁宗的偏宠，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后来又开始不做实事，引来百姓怨声载道，包拯于是又开始和宋仁宗叭叭叭，最终成功把宋仁宗叭叭叭烦了，王逵也消停了下来，活了82岁才挂。
除此之外还有阎士良这个宦官等等，最终被包拯弹劾过的人可谓是不计其数，而被他弹劾之后降职、罢官、法办的显官，居然有30多人，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这是他背后有个宋仁宗的缘故，要不是宋仁宗纵容他，相信他，也不至于让他这么“不依不饶”，后来是官员都怕了他，包拯才自己主动调职的。
此后包拯就专心为百姓服务了，在河北大名当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所要造船，木材居然都是向当地百姓索取来的，还要征收7个州几十万的赋税，真的是搜刮民脂民膏，任凭谁听到都要替当地的百姓叫苦不迭，但只有包拯把这份心疼落到了实处，又和朝廷耍了几顿嘴皮子，免除了这些所有乱七八糟的征收和赋税。
除此之外对待田地和盐，包拯也有自己的想法，漳河地区一听就知道是有河流，有肥沃土地的地区，不过土地都是朝廷牢牢握在手中的，没有吩咐没有命令，百姓私种都是要死人的，盐也是朝廷握在手中的经济命脉，不过包拯知道这些东西之于百姓的重要，他屡次上书请求，最后在他管理地区，百姓种上一万五千顷的地，商贩也能卖盐了。
像包拯这样一心为民的人，不火才怪，他在开封府才干了两年，1062年逝世的时候，真的是“朝野震惊”“全城哀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北宋为183位开封知府刻的碑，只有他的名字因为百姓的敬仰摩挲，日久天长中被磨去，民间也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和戏曲，让他名垂千古，所以他最大的靠山还得是百姓。
就这样，包拯这么一个直言不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人，在当时谏官比较流行，宋仁宗又比较纵容，百姓又无比拥戴他的情况下，竟在北宋倾轧的文官之争，新旧政党之争，改革与不改革之争中，成功生存了下来，并且名气还不比那些会吟诗作对的范仲淹、“三苏”、辛弃疾低，当然这一切还在于包拯优秀的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