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年仅7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继位。第二年正月初一,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胁迫周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宋”。在宋朝建立后不久,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让部将交出军权,避免了宋朝如五代时其它王朝一样,陷入被武人推翻的短命魔咒。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是皇帝与开国功臣互相成全的典范。可有一点非常奇怪,为什么赵匡胤就能在不经历喋血宫变,不闹到伏尸遍野的情况下,让这些将领们轻而易举地交出兵权呢?都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些刚刚经历五代变乱的将领们,显然更清楚这一点。故而,赵匡胤的和平赎买手段,似乎就有些顺利得太过于理想化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相传,赵匡胤尽管通过兵变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但心里却并不安生,他担心自己死后,这些老部下们将来效仿自己当初的做法,也来一出陈桥兵变,重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频繁武将政变立国的老路子。于是在第二年,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亲信部下在宫中饮酒,在大家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他故意将自己的忧虑说给诸将。听到皇帝担心自己这些人将来谋反,石守信、王申琦的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喝了半天,感情这是场鸿门宴呐!这哥几个也不知道自己这位老大哥,是不是已经在宫殿外埋伏了五百刀斧手,就等一声令下冲进来把他们剁成肉酱,于是赶紧赌咒发誓自己绝无二心。听到这些将领们诚惶诚恐地诉忠心,赵匡胤觉得火候差不多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他一边表示宽慰,一边又趁机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让他们主动放弃兵权,当然作为补偿,朝廷会多赐给他们以田宅、土地,“以为子孙永享之业”。听到这,这些人精哪还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面对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这几位禁军将领纷纷识趣地乖乖照办。第二天,哥几个一起正儿八经地上奏朝廷,要求告老还乡。首战告捷,赵匡胤又依样画葫芦,用同样的办法宴请了另外多位大将,逐渐将散落的兵权收了回来。说实话,这个故事挺精彩的,尤其是赵匡胤在宴会席上那种恩威并施的劝说,更是塑造起了这位开国武将的忠厚人设。前有刘邦的兔死狗烹、后又有朱元璋的胡蓝大案,北宋开国功臣,当真是善终的典范!但可惜的是,这个故事,并不是杯酒释兵权的全部真相。如果仅通过一场酒宴,就能将兵权收回,那么在古代,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大将谋逆弑君的事件发生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在史学界,素来对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有所争论,认为故事为假的反对方,最主要的怀疑点,在于“杯酒释兵权”这样在宋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在当时的官修史书中,竟然找不到多少记载!现存有关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录,出自宋真宗时期名臣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及同时期王曾所写的《王文正公笔录》。而除了这两位名臣手稿以外,唯一靠谱一些的记录就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了。《谈录》、《笔录》加《纪文》,三位大臣背书听起来似乎挺靠谱的不是?不过先别急。首先,这三人都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就拿丁谓、王曾来说,他们出生时宋朝都已经建立了近二十年,而等到他们进入朝廷中枢,杯酒释兵权就已经成了四五十年前的旧事了。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所有历史事件,只有亲历者的叙述才可信,但问题在于除了这三人所写的笔记外,像《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之类的官修史书,对“杯酒释兵权”竟然是一字未提!而以两书为基础编写的《宋史》也是如此,根本看不到与此相关的点滴笔墨。这就有意思了!杯酒释兵权可不同于“烛声斧影”之类的宫廷禁忌,不容于官史,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甚至可以被视为终结五代武将乱政篡位之祸的明君,这么给脸上贴金的事,宋朝官家干嘛不在书里面记上几笔呢?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是被后世文人过分夸大,或者互说戏剧化了。最大的误解在于,我们其实误会了“释兵权”的含义:那些曾经跟随赵匡胤出生入死的功臣,并不是被完全收走了兵权,而是由禁军大将调任地方,出任节度使。有人可能觉得,从禁军将领调任地方,难道不是明升暗降么?还真不一定。事实上,从五代开始,皇帝们登基后往往都会将自己亲信将领,调至地方任节度使一职。比如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部下郭崇韬,就曾经急不可耐地上书皇帝,要对方兑现早年间“许卿一镇”的诺言。一方面,这是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掌握;另一方面,皇帝也是为了笼络和报答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们,毕竟这些将领提着脑袋跟着干,也是想着要吃香喝辣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以功臣为节度使,本就是五代时期约定俗成的惯例,赵匡胤至少在明面的人事调动上,步子并没有迈得很大。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但这还不算完,宋朝之所以能够走出五代武将乱政的怪圈,是依靠赵匡胤在制度上的一系列设计。其实,早在将这些将领派至地方充任节度使之前,赵匡胤就已经开始了一整套针对地方的组合拳。首先是削弱地方的行政权。将节度使兼领支郡的权利收归中央,又派遣文臣出任各地知州、知县。为了防止这些文官和节度使沆瀣一气,他还特别规定这些地方官要三年一换,这样就基本杜绝了节度使在地方上建立派系的可能。赵匡胤的第二招,则打在了地方财政上。从唐朝中期开始,税收就开始施行两税法,又或者说两税三分法。所谓的“三分”,就是将收来的税赋分为三部分,分别称为上供、送使、留州,除了“上供”部分以外,其他部分都被节度使把控。这种情况下,富得流油的节度使自然成了朝廷的威胁。赵匡胤的解决思路,是下令设立各路转运使,专门负责财税的转运,各州除了留下极少部分用作日常管理经费外,所有的钱粮物资都要送到京城统一调配。这样一来,朝廷就将各地财政大权搂了回来。最后一刀,赵匡胤砍在了兵权上。公元965年8月,赵匡胤下令从各州选拔精锐士兵补充禁军。为了挑选合适兵员,他甚至亲自挑选身强体壮的士兵当做“兵样”,让各地以这种标准输送士兵进入禁军。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何摆个席、请个客,就能缴了悍将的军队?

而那些没被挑选进入禁军序列的地方部队,则改编为所谓的“厢军”。所以北宋到了中后期,除了京城开封,以及与辽、西夏接壤的边境部队外,其余地方上的军队,基本来说没有什么战斗力。经过赵匡胤这样的三板斧,节度使被阉割了行政、财政、军事三大权,就再也没法成为北宋朝廷的威胁了。总而言之,赵匡胤打压功勋武将时,并不是拿某一个人开刀,而是直接从制度上下手堵死了武将乱政的可能,这种釜底抽薪的策略,才是“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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